振兴昆曲，所有老百姓有这个义务吗？不一定。有缘分你喜欢它，它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前一段你表示要自己给自己降一降热度，我本来理解成：暂时什么也不讲了。突然又看到你在电视上讲七天昆曲。你有没有考虑这样会招来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如果你真的不再讲了，可能过一年半载热度确实会降下来？

　　于丹：现在热度其实已经降下来了。

　　记者：可现在，在于丹这个品牌之下又弄了一个新的节目……

　　于丹：这不是一码事。当然有我一以贯之，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品牌，而是我自己一种态度的传递，《论语》里面关于知识分子的理想，有四句话我特别喜欢，叫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志于道”是指必须要有志于天下大道，有一种责任感；个人修养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就是“据于德”；“依于仁”，就是你必须要外化，要跟团队做事，仁爱天下。但这些都不是终点，最后是“游于艺”，重新在艺术境界上完成心智遨游，在我看来其实挺接近庄子的《逍遥游》，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生命方式上，完成那种心游万仞的境界？讲《论语》、讲《庄子》，更多可能是那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东西，但是昆曲在我看来，它是属于个人生活方式的东西，是一种今天时尚生活中需要的东西。

　　记者：但是无论如何，客观上看，你这不是降温，不是又升了一下温吗？

　　于丹：我就是做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喜欢这个东西。而且汪老师有这个托付。昆曲其实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有这个缘分你喜欢它，它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不喜欢的话，没有必要用任何一种价值观去强迫别人喜欢。

　　讲孔子、庄子，我也不是给大家讲了多少经典的内容。我其实很清楚，内容不是最主要的，其实我是传递了一种态度，提供了一种方式。就是

　　经典不光有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是一种生活理念，用生命去激活它，挖掘对生命有价值的东西，所以，那些特简单的、特朴素的，能对你有点用处的东西，我就把它给说出来了。

　　我也不觉得昆曲就是需要让大家去尽力挽救的一个民族的艺术形式。其实对于民众来讲没有这个义务，说振兴昆曲，所有老百姓有这个义务吗？不一定。

　　为什么稍微有点年龄和阅历的人比较喜欢瑜伽、太极拳？它们跟健美操的区别并不简单地在于节奏的快与慢，而在于有生活态度在里面。那种从容的运动，悠闲的节奏里头，你会完成心理的释放。面对现在的生活节奏，人总要有一种力量让你从界定的角色中疏离出来，去营造生活的一种反差。昆曲对我来讲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露脸不露脸，这不是一个标准，标准是你自己觉得露脸背后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做，应该做

　　记者：对你来讲，这一年来的变化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还是不自由的东西？

　　于丹：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的境遇都看你自己在心里怎么样去评价。

　　记者：我倒有个感觉，你现在说话越发警惕，好像真的做到滴水不漏似的。

　　于丹：无所谓吧。

　　记者：像有些问题你还是很有技巧地躲开了，比如王志让你评价自己，你就用一个“运动员”不能同时当“裁判员”的说法，没正面回答。

　　于丹：我确实是这么认为，你是要一直去做事的，你做的事情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权利。

　　我参加实践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生活就一定是天壤之别，你就要非常惶惑，觉得我身份变了，人如果抱着那样的心态是不能继续做事的。你不可能不做事，心态沉静下来，把应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去做好。如果对外在评价永远都特别关注———人的精力就那么多，关注外在越多，你自己做事的空间就越小，心就不纯。人总是要做你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记者：当然了，你最基本的生活的角色，不会也不可能把它扔一边去，但有些你还是可以决定讲还是不讲，去还是不去，露脸还是不露脸，还有很多你可以主动把握的东西。

　　于丹：对，人露脸不露脸不重要，各个地方要求讲的推掉了多少，商业活动推掉了多少，还有一些奢侈品的大型活动，时尚界的活动推掉的非常多，即使没有太大商业动机，我也觉得可能离草根太远了，不是我喜欢的，我都可以拒绝。

　　人在哪儿露脸不露脸，这不是一个标准，标准是你自己觉得露脸背后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做、应该做的。北京台有一个每天让人去教几句英语的节目，它是一个公益性的事情，这个事也需要露脸，但我觉得是应该做的。

　　不要简单看什么事露脸的频次多少，或者根本不露脸，这就是区分好和坏吗？你为什么而露脸？为什么不露脸？判断标准是应该与不应该。

　　记者：你就不在乎人家说她怎么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昆曲也来掺和，类似这样的声音？

　　于丹：因为昆曲我不是从昨天备的课，我听了30年。现在就是，我讲了。我觉得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有这个机缘，也是一件我愿意做的事，就这么简单。我讲的就是我的心得。《论语》我也没说我就作为一个国学专家去讲，我的心态一以贯之，从开始到现在。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