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巴金逝世两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著名学者吴福辉日前以“经典巴金:与《家》的几代读者共呼吸”为题,在上海市档案馆作了相关讲座。
吴福辉透露,他近期在北京几所大学作的一个小规模调查显示,有80%%的学生认为《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说。这与文学史上把《家》视作“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作品之一”的评价出入颇大,而这一调查数据的公布也很值得人们思考。
调查数据
《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说? 作为文学博士生导师,吴福辉日前在学生群体中进行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巴金的《家》和茅盾的《子夜》这四部作品是所有文科大学生全都看过的。而在其中,100%的受访者认为《阿Q正传》是上流小说;各有一半的读者认为《金锁记》是上流和中流小说;认为《家》和《子夜》是上流和中流小说的读者比例都是20%和80%。更有趣的是,60%的学生认为《家》是都市小说,30%认为是市民小说,另有10%认为是通俗小说。问卷还对这四部作品未来的读者定位进行了调查,只有小说《家》的未来读者被100%地定位在青年学生群体。
青年学子
《家》无法与《阿Q正传》媲美 吴福辉的这组调查数据公布后,记者在学生群体中进行了走访,发现确有不少年轻学子将《家》视作一部中流作品。
上大中文系学生小邵告诉记者,相较于张爱玲和沈从文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巴金的《家》在行文方面略显直白。“走出家,融入革命洪流”的小说主题,在许多学生看来也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小说和当代青年的生活存在距离,更为贴近革命时代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家》主要着眼于年轻人因婚恋问题与封建家长相抗争,在小说中,觉新对家的守护和觉慧、觉民的离家出走都显得比较形式化,巴金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触及人性深处。因此,《家》的成就在他们眼中无法媲美于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拷问,其意义穿越时空。”
专家学者
巴金作品尚未完成经典化 当代大学生阅读《家》的感受与文学史的定论有出入颇大,却并未令有关专家感到意外。著名学者李辉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周立民教授一致认为,每个时代的读者对于阅读的幻想和期待是不同的,阅读趣味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改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他们同时强调,小说《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贡献不容置疑。
李辉认为,吴福辉所作的这项调查,固然反映了当代青年阅读趣味的改变,却也从另一侧面论证了小说《家》指向的丰富性。“《家》以成都这个城市为背景,小说中记录了不少成都民俗和市民的生活细节,其主要情节还是年轻人的婚恋故事。因此,读者才会对小说类型产生各种定论,都市小说、市民小说、通俗小说不一而足,这正是巴金文学丰富性的体现。”周立民教授认为,青年学子对小说《家》的艺术性有所低估,与这两年学界对于左翼文学的忽略和研究不够有关。“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被经典化的作家,其作品早已完成了经典化,但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却尚未走完这一过程。”
对于出现的“巴金作品的经典魅力将随时代变化有所消退”的说法,吴福辉在讲座中也透露了他的个人观点。他认为,“走出家”其实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个人走出家庭的原因确实会有所变化,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在寻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融入人类进步洪流的愿望。文学上的先锋和常态随着时代变化会相互转换,当年的先锋确实会成为当下的通俗,但巴金小说的意义仍将指向未来。”
关于《家》 坎坷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吴福辉并非巴金文学研究专家,但却是巴金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巴老创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见证人。他在讲座中透露,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家》原是巴金于1931年4月18日开始,为上海《时报》创作的连载作品。不料在1932年初,小说写到瑞珏难产而死时却遭到报社停载。此后,因为巴金向报社表示愿意放弃稿费收入,停载两个月之久的《家》才得以继续发表,直至1932年5月才全篇连载完毕。
对于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的原因,文学史上列举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说连载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报纸需要大量版面刊载时事新闻,故而停发连载小说;二是由于《时报》编辑抱怨小说《家》写得太长,不愿予以续载。吴福辉却对此提供了新说。他例举道,张恨水于1927年至1932年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共100万字,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啼笑因缘》共30万字,其长度都不在《家》之下,时间跨度也都涵盖了当年的战争局势,却都没有遭遇停载,可见上述两条缘由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小报读者都是市民阶层,他们确实不太爱看《家》这样的小说。”
新文学发行冠军
有意思的是,就是《家》这部在首发期间险遭腰斩的作品,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到1950年前后已重印了33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就连鲁迅先生的《呐喊》当年都没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连载期间虽然广受欢迎,单行本出版以后却才重印了20版,根本难望《家》之项背。”据吴福辉的分析,小说单行本之所以畅销,与当时新文学的读者群体有关,“他们和小报读者完全是两类人,多数都是当时的五四青年。”也正是《家》这部小说,促成了大批革命青年走出家庭赶赴延安,“他们在离家时也许什么都没带,却带走了巴金的这本小说。”
文学进入了21世纪,小说《家》的读者也已历经几代。吴福辉为此作出粗略统计,认为《家》可谓是中国新文学作品中出版数量最高的小说,“其单行本大约已经发行了1000万册。”□本报记者|干琛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