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学界对王稼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认为，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过，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李立三 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学界对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功勋很大，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研究者还指出，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有的论者认为，他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 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有关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很多专著，如《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传》、《瞿秋白年谱》等。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恽代英 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以往，学界对恽代英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编辑、军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经济领域。近年来，研究者指出，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研究者还认为，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

　　邓发 “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邓发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邓发纪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为依据，证实邓发自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研究者还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作为参与者或领导者所发挥的的作用，但也没有回避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犯的“左”的错误。有研究者认为，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研究者还澄清了邓发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误识，指出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离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有研究者对他在延安时期的境遇进行了评说，为人们理解延安整风中“革命在深入”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方志敏 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方志敏的高尚气节。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另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他对“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者认为，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李达 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学界对李达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特殊经历。近年来，研究者对李达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脱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和后来的哲学政治化偏向。

　　研究者还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从学理上进行了梳理，认为上世纪20年代李达的著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作了补充和发展；而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观主义错误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反思，初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再思考。

　　对李达在建国后的经历，尤其是在“文革”时受诬陷迫害的遭遇，进行追述和研究是李达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比如，他在主政武汉大学时对“教育革命”方针的抵制，被认为“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张世飞/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刘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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