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被尊为女权偶像，但她的激进并非仅仅关于女性

　　10月11日晚上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即将88岁的英国文学不老松——多丽丝·莱辛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

　　授奖词称：“这个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明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阅读这位老人跨越整个20世纪的厚重人生，从17岁到即将88岁笔耕不辍，深入灵魂的写作，一切的意料之外又变成了情理之中。中国对她作品的译介很早就开始了。得奖打破了她隐居的宁静，扫却了我们的淡忘，正是个好机会来读读这位老太太。

　　不伦之情，写作，私奔，离开丈夫——

　　才女人生：对抗她的时代

　　父母是玉米种植园主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年10月22日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她父亲是当时帝国银行的职员，在一战中残疾。1925年，在靠玉米种植致富的潮流鼓动下，莱辛全家搬到了非洲的英属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即现在的津巴布韦)垦殖。她的母亲雄心勃勃要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文明改造当地“野蛮的”土著的生活方式。可她的父亲却极不适应，他所购买的上千英亩灌木丛最终没给他们一家带来任何财富。

　　莱辛描述自己的童年是快乐与痛苦动荡交织的混合。她的母亲执著于将她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淑女，家教严厉，还把她送进了女子教会学校，在学校里修女们时常用地狱、诅咒一类的故事恐吓、教育她。后来莱辛被送到了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的一所女子中学，没过多久，13岁的莱辛就退学了，她所受的正规教育也就此结束。

　　但是与同样中学没毕业，从南非走出来的女作家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一样，她靠自学成才。她认为自己不怎么快乐的童年有助于产生小说家。从伦敦打包寄来的书籍给了她滋养，她广泛阅读狄更斯、史蒂文森、吉卜林等小说家的作品。父亲在一战期间的苦难回忆，也对早年的她影响极深，成为生活体验中的一味“毒药”。

　　曾与姐夫产生不伦之情

　　15岁时她离开家当保姆。她的雇主给她阅读了一些政治、社会学书籍。这一时期，与姐夫之间的不伦之情，让她对性欲充满浪漫幻想，开始写一些故事，有两篇还发表在了南非的杂志上。

　　“人不可能对抗他所处的时代”，但她的生活经历则挑战着这一信念。她不甘于像当时大多数女人一样无言地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一整代的女人，”她说，“嘴里谈论的与她母亲的时代没有任何差别。”当女性成为母亲，她的个体生活仿佛就停止了。莱辛认为，是写作让她变得更自由。

　　1937年，她搬到了索尔兹伯里，当了一年话务员。19岁，她嫁给了弗兰克·韦兹登，生了两个孩子。几年后，她私奔了，成为了一个左翼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在俱乐部，她遇到了弗里德·莱辛，很快两人结婚，生了一个儿子。1949年，她带着小儿子离开丈夫搬到了伦敦，就在这一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作家生涯。

　　(李文译自莱辛官方网站)

　　美国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眼里的多丽丝·莱辛：

　　她探究因婚姻而支离破碎的女人

　　编者按：1972年春天，刚刚30岁出头的美国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来到伦敦寂静一隅，敲开了多丽丝·莱辛公寓的大门，与她天马行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欧茨的写作素以揭露美国社会的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而闻名。1970年的长篇小说《他们》使得她为世人熟知，她至今已经获得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应该说，她与莱辛有许多共同之处，文化冲突、种族偏见与隔膜都是两人经常在作品中隐喻的主题。欧茨将这次访谈写成一篇长文，刊登在1973年12月的《南方评论》杂志上。这里摘录其中几段。

　　谈美国的暴力与自由

　　多丽丝·莱辛直率，魅力十足，充满女人味。灰黑色的长发挽在脑后，脸庞清秀迷人。正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张脸，正是我长久以来拜读、钦敬的那位“多丽丝·莱辛”。看到她真的站在面前，我紧张得几乎要晕倒。在这样一位自信、亲切的女性面前，我觉得自己像个透明的玻璃人。我还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在她家周围转悠，去感受她所生活的环境。现在，跨越了距离面对着她，一切显得如梦如幻。

　　来莱辛家的路上，在地铁站，看到有人试图暗杀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新闻。我向莱辛感叹面对暴行时的沮丧、困惑和羞耻感。莱辛也认同在当代文化，特别是美国，有许多暴力问题。“不过，我小时候在农场里，人人都用枪，”她回忆自己在津巴布韦的童年，“大家出去射杀蛇。屠杀，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她问了我几个美国政治气候的问题，谁会代替乔治·华莱士的位置等等，她更像是拥有美国式，而非英国式的自由意识。我告诉她我的这种感觉，莱辛说她的写作在美国更好被理解。“在英国，你老这么写东西，会有被封杀的危险，在美国，任何现象都可以拿来观察批评。”

　　神秘主义与精神分析

　　我问她最近出版的小说《简述地狱之行》(1971年)的反响情况，“通常是年轻读者的理解比较到位。”她说。《简述地狱之行》讲述了一位教授内心世界的崩溃过程。在传统的精神治疗下，他在幻想、神话世界里的神秘体验消失不见。他又重新堕入了中庸、狭隘、自我克制的“健全”世界。我问莱辛她是否认同罗纳德·莱英(Ronald Laing)的作品，他的观点与莱辛很相近。“是的。我们都在探究难以分类的经验现象。探究在心理上突破日常世界的判断，通常被定义为‘疯狂’的现象。我觉得莱英很有勇气。美国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在他的《疯狂的产生》一书里也在阐述与我们相似的主张。他的立场非常有革命意义。”

　　1962年《金色笔记》出版后，莱辛收到不少来自精神病院的读者来信。在她看来，这些人一点都不“疯”，也没有“病”。“人们经常体验到他们害怕承认的东西，害怕被贴上‘精神失常’、‘有病’的标签，这类体验缺乏合适的逻辑分类。”

　　自己的婚姻都不怎么长久

　　我问莱辛最近在写什么作品，是否还在继续探索灵魂。她摇摇头，说自己多少有点“衰退”。她刚完成一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婚姻破裂的女人，她的生活也突然变得空洞、没有意义。“小说叫《夏日黄昏》，女主人公失去丈夫后生活四分五裂，我在现实生活里也见过这样因婚姻而支离破碎的女人。”她说她自己的婚姻都不怎么“天长地久”，也没有长久地影响她。但是一个女人如此受婚姻的限制，这一现象长期以来都让她想要探究一番。 (李文译自莱辛官方网站)

　　她关注着世界，而不仅是两性对峙的战场

　　□ 云也退

　　莱辛作品在中国：

　　激进作家常被“降格”阅读

　　你永远想象不到瑞典皇家学院的老先生们在琢磨些什么，正如你也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像多丽丝·莱辛这样的西方激进作家在东方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在中国，衣食大计总是第一位的，在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家庭和社会的性别结构还不会受到挑战：天经地义的男主外，女主内，可不能放任女性主义这种谬种来挑起内讧，破坏东方式的团结。

　　于是，当多丽丝·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引进时，喜欢她的读者往往是在把她降格使用——从进攻西方男权壁垒的火药降格为洒在自家后院里的化肥，从平戎策降格为种树书。按说莱辛本是斗士一般的人物，有心要缔造一个涤荡了非正义的新世界，可为何来到东方就成了一位热心的邻家大婶，忙着替人化解小日子里积压的牢骚？看见有人读了《两女一男的故事》后这么写：“激情不是爱情，妥协当然也不是。但能持久的爱情，必然宽容，必然包含一定的妥协……”你能不惊讶于莱辛作品的现实可操作性，进而质疑瑞典人的智商么？

　　《金色笔记》：

　　主人公成女性主义代言人

　　也许执迷于感性的情感题材是女性小说的特质，好在莱辛有《金色笔记》，那本大厚书的主人公，那位毫无疑问是莱辛化身的安娜·沃尔夫，她的笔记恰恰是最不多愁善感的，是最脱离传统意义上的母性“阴柔”的。《金色笔记》出版后，欧洲的女性主义者公推安娜做她们的代言人，集体抵制从禁锢在小阁楼里的童年到消耗在相夫教子、买菜烧饭的青春的传统命运；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多丽丝·莱辛把这样的性别结构放进了各种现存的具体社会，尤其是她有过切身经验的种族隔离的非洲和苏联的背景下。例如她在笔记里这样写：自己加入罗得西亚左翼组织，“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唯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作洪水猛兽”。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面目慈祥的“火药”的人生：1919年生在后来的伊朗境内，后来去了西南非洲的罗得西亚，1949年可能是莱辛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当时30岁的她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婚姻，来到伦敦寻找前途，随身携带一本处女作小说手稿和一个两岁半的儿子。第二年她就加入了一个左翼组织。

　　但这却是多丽丝·莱辛与其他女作家拉开差距的开始。政治，无论如何，都会让一个知识分子迅速成熟起来，并最终可能把他/她锻炼成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金色笔记》里大段大段地描写政治，描写主角与非洲及英国左翼政治派别的亲疏恩怨，都是大有来历的。

　　性格坚忍：

　　承受连续多次失败恋爱

　　我们可以数出一大批不幸的天才女作家：19世纪的艾米莉·狄金森害怕婚姻，一生未嫁，接着是智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以及出生于彼得堡的芬兰人伊迪丝·瑟德格兰，两人年龄相差三岁，有着同样灾难般的爱的经验，米斯特拉尔一生都在创伤中过日子，写下的情诗为她赢得了诺贝尔奖，瑟德格兰则干脆英年早逝。1963年希尔维娅·普拉思的自杀，给20世纪爱情的祭台上又刻下了一位绝代才女的名字，一本喃喃自语的《钟罩》写下了她暗无天日的内心世界。多丽丝·莱辛本来也可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连续多次的失败恋爱的经历，对她的打击绝不亚于任何人，然而，不知是否因为受过政治现实磨砺的缘故，莱辛比她们都坚忍得多。她有一个人生信条：寻求自由的女性必然要付出代价。所以她认了。她一本一本地读D.H.劳伦斯打发苦闷；她没有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放荡无行的男人(尽管那些男人可能的确如此)——若是那样她大概只能写出《钟罩》之类的二流小说——而宁愿多些反讽，自嘲，就是不扯开嗓子控诉。

　　莱辛的世界：

　　女人的不幸并非用来控诉

　　女性主义运动中核心的吊诡出现了：《金色笔记》的作者被她们当做开路先锋，然后莱辛根本不想被视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英国同行，也无心效法英伦前辈弗吉妮亚·伍尔夫，絮絮叨叨而又充满诗意地发表女人对平庸生活的哀怨。在莱辛的世界里，女人的不幸可以解剖，但不可以用来控诉，她们必须正视自己渴望被爱的天性，并且进而接受由此可能招致的不幸。那些把安娜奉为偶像的女人们都错了！她是个失败的人，你看她的笔记里满是关于“自由女性”的申说，但实际上，她渴望的自由无非是摆脱童年教育的桎梏、随心所欲地去爱，而其结果又都是可想而知的；看看“黄色笔记”里的一则则短篇故事，那里头充满着义无反顾的爱和意料之中的背叛。

　　莱辛的激进大半系出误会，她并不想激励女读者对男人世界的仇恨，她至多只想表白：我走到今天，可以对你们，我的姐妹们，提出些什么忠告。正是这份诚朴为《金色笔记》注入了力量，内向的、反讽的、甚至是自乱阵脚的力量，她没有叫喊“看看你们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她只是像曾几何时的圣徒那样，褪下衣装，以自己身上的伤痕慑住他的对手；正是她对政治现实的大量提及消除了女作家中常见的无谓的阴柔，告诉人们：我的眼睛关注着世界，而不仅仅是两性对峙角逐的战场。

　　曾被诺奖评委告知：

　　“你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

　　在系列自传的第二部《走进阴影》中，多丽丝·莱辛称《金色笔记》是失败的，因为即便这部她最有影响的书都没能纠正人们的思维方式。确实，任何一种道德层面的改变都是极其困难的，也怪莱辛的真心话说得太艺术，洋洋五十万言架构精致，反而造成了虚晃一枪的效果。

　　瑞典皇家学院的长者们本着尊老爱幼的传统，在她米寿之年降下了一道恩典，可是据说今年早些时候老太太出版新作《劈裂》时，曾有一位诺奖评委向她许诺“你永远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成员中“有人讨厌你”。瑞典人这虚晃一枪却让人茫然：莫非他们不知道耄耋之人经不起大悲大喜的刺激，还想重演一次1931年卡尔费尔德的神话？

　　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

　　爱恨交加三十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也没有衰减。

　　我们一面有强烈的对于西方文学标准的认同，一面则又用强烈的民族感情来解释这个奖。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论证中国文学由于表现人性缺少深度而无缘获奖，同时又有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不屑一顾。于是，一种“诺贝尔情结”强烈地控制了中国文学，这个情结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是一种又期待又恐惧的心理。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生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到了真的有华人得到这个奖，我们所期待或焦虑的一切都没有出现，却反而加重了问题。

　　这说明，中国文学的问题仍然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面对。

　　(张颐武)

　　莱辛作品概览

　　莱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自传体的，很多素材来自她在非洲的经历。通过她的童年记忆，书写文化的冲突、种族间的不平等。

　　《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玛莎·奎斯特》(1952年)、《良缘》(1954年)、《风暴的余波》(1958年)、《被地围住的》(1965年)以及《四门之城》(1969年)，以诚实而冷静的笔触记述了一名在非洲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

　　《金色笔记》(1962年)通常被公认是莱辛的代表作。全书以名为“自由妇女”的第三人中篇故事为框架，分五个小节记叙两位单身母亲(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业。各小节之间夹有一串“安娜的笔记集”。这些笔记片段以笔记本的颜色(黑、红、黄、蓝)命名，分别记录着女作家安娜过去的非洲经历、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和体验、一篇正在构思的小说和她当时的生活。最后一节“自由妇女”之前还嵌入一个独立的“金色笔记”部分。该书引起广泛的共鸣和女权主义者的关注。

　　“太空小说”：

　　包括《什卡斯塔》(1979年)、《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年)、《天狼星试验》(1981年)、《第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年)等，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写出了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思考和忧虑。

　　其他作品：

　　《简述地狱之行》(1971年)、《黑暗前的夏天》(1973年)和《幸存者回忆录》(1974年)反映其受神秘主义的影响。

　　《简萨默斯日记》(1984年)、《好恐怖分子》(1985年)、《第五个孩子》(1989年)和《又来了，爱情》(1995年)等，似乎是对作者早年写实小说的一种回归。(黄梅)

　　金色笔记

　　(英)多丽丝·莱辛著

　　译林出版社，2003年1月

　　又来了，爱情

　　(英)多丽丝·莱辛 著

　　杨晴、瞿世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2月

　　野草在歌唱

　　(英)多丽丝·莱辛 著

　　一蕾 译

　　译林出版社，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