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童年非洲的经历失败的婚姻

    成就了今天的多丽丝·莱辛——

　　有许多人猜测过今年的诺奖得主，但几乎无人猜中会是英国的多丽丝·莱辛；诺奖“花落”88岁的多丽丝·莱辛，也惹来众说纷纭。在该不该得奖这一点上，众口难调，且让我们先看看她曾经走过的路吧。正是她独特的童年，非洲的经历，失败的婚姻，成就了今天争议中的多丽丝·莱辛。

　　莱辛主要作品

　　《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玛莎·奎斯特》(1952年)、《良缘》(1954年)、《风暴的余波》(1958年)、《被地围住的》(1965年)以及《四门之城》(1969年)，以诚实而冷静的笔触记述了一名在非洲长大的白人青年妇女的人生求索。

　　《金色笔记》(1962年)通常被公认是莱辛的代表作。全书以名为“自由妇女”的第三人中篇故事为框架，分五个小节记叙两位单身母亲(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业。各小节之间夹有一串“安娜的笔记集”。这些笔记片段以笔记本的颜色(黑、红、黄、蓝)命名，分别记录着女作家安娜过去的非洲经历、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和体验、一篇正在构思的小说和她当时的生活。最后一节“自由妇女”之前还嵌入一个独立的“金色笔记”部分。该书引起广泛的共鸣和女权主义者的关注。

　　她的感想———曾被告知不可能得“诺奖”

　　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全世界传遍时，还差一周就满88岁的老太太多丽丝·莱辛，正在伦敦家附近的小市场里闲逛。这位独居的老太太———大儿子现在津巴布韦，小儿子在伦敦，女儿住在南非———回到那座两层楼的红砖房时，发现众多记者已如绿色植物一般，团团围住她家门口的台阶。

　　身着蓝色长裙的多丽丝，就这么在台阶上就坐，开始了自己的“记者招待会”。莱辛曾在租来的公寓中度过了大部分成年时光，直到约20年前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每个人都说我应该有一些什么东西，可有了房子之后我却将一半的时间花在担心屋顶上的洞之类的事情上。”老来的她，栖于家里某一个角落，一个水池，一个轻便电炉，她可以“耗”上一整天———喝无数杯速溶咖啡，写点小故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莱辛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话，因为她讨厌被电话打扰。可这一天，莱辛在台阶上说话一出两句，屋里电话就会响起。“真对不住，我还是去接一下吧，你们稍微等会儿，要是等得及，我还能给你们准备些热茶和点心。”

　　获奖对多丽丝不是惊喜。“我想我得奖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88岁了，他们总不能把奖给一个死人，所以就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赶紧颁给我。我已经得过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学奖项了，每一项都得过。我很高兴我把它们都赢下来了，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过似乎是很久以前，我的名字就曾被诺贝尔奖列入候选人名单，谁会一直关注呢？说实话，我已经把这事给忘了。”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莱辛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过“诺奖”：“这儿有些事情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的瑞典出版商还在世，在瑞典的一个大型晚宴上，一个诺贝尔委员会的老家伙恰好坐在我的旁边，他对我说‘你永远也不会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不喜欢你’。当时我什么也没说，我从来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

　　她的成长———14岁辍学，偏好自学

　　今年年初，莱辛写着一本叫《阿尔弗雷德和艾米莉》(译名)的小说。“从去年11月开始的。我的想法是要谴责战争。我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过得非常不好。父亲应征参战，结果很悲惨。我在想象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父母所应该拥有的生活。”这是今年8月5日莱辛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谈到的。

　　多丽丝·莱辛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泰勒上尉，在一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却活了下来。因为对战后的英格兰感到失望，他在波斯(伊朗)皇家银行中找到了一个工作，1919年多丽丝·莱辛出生在了这个国家。

　　1924年，莱辛全家回英国探亲，让这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大的“拐点”。对于父母缘何有这么个“拐点”，莱辛说“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他们在1924年去伦敦参观了一个帝国展览，看到了一个有关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当时是津巴布韦独立前，还被叫做罗得西亚)的巨大广告，告诉你在那里5年内你会变得多么富有———其实都是些垃圾———可是他们就这样去了津巴布韦从事农业。”

　　莱辛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是在那种“只有很少人类出现的地方”独自度过的。她回忆那段日子，总是想起每个晚上在罗得西亚草原开阔的夜空下，“我的父亲坐在他的椅子里，看着夜空和远山，抽着烟，安静的，在星星下面一个瘦弱，褴褛的形象。他说‘这会让你想起，世界如此广阔，我们自己真的完蛋了也不会影响到什么’。”

　　少年莱辛就读于津巴布韦的索尔兹伯里一家女修道院学校，14岁时却主动辍学回到了她父亲的农场。从那时起，她开始自学：“我不得不这样，那个学校一点儿也不好。我自己阅读，当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就穷追到底。如果我遇到什么人知道什么事的话，我就会缠着他们把他们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我现在仍这样。当时我就对语文和数学感兴趣———这也影响我到现在。”她觉得自己和身边一般的人存在着“一些可怕的差距”：“小孩儿14岁时就学会的东西，我却非得到百科全书中去查找。我很庆幸没有接受到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教育———那样，我才没被‘欧洲中心论’之类的观点洗脑子———我认为那是欧洲所有的最大的问题。不过对于任何一个西方人来说，很难不将西方看作是上帝送给地球的礼物。”当时，从父亲家乡伦敦打包寄来的书籍给了她滋养，她广泛阅读狄更斯、史蒂文森、吉卜林等小说家的作品。

　　她的情感———两次婚姻，两次失败

　　18岁时，莱辛回到了索尔兹伯里，做秘书、做电话接线员。她喝酒，参加舞会，变成了“白种殖民者社会”中的一员。一年后，莱辛嫁给了一名年轻的公务员。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婚姻仅持续了四年———她后来称之为“完全错误的婚姻”。但是，殖民生活和婚姻生活的平淡无味，却使她越来越意识到了非洲的种族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女人，在她的整个一生中在政治上都非常积极，现在变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莱辛自己如此辩解：“首先，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候在政治上都并不积极。从我来到英国开始，我都一直在写作。我社会的关注有，但目标是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却并不属于它’。”

　　“当我投身政治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她后来写道，“那是因为他们是我所遇到的唯一的为了打破种族隔离而终身战斗的人。”在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中，她遇到了一个德国的政治流亡者。他俩在1945年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理智多于情感的结合，但仍然没比她的第一段婚姻持续得更久。1949年，他们离婚，多丽丝·莱辛收拾起她的行李，带着小儿子去了英格兰———前两个孩子，她都没能拿到抚养权。

　　对于婚姻，莱辛说，“我想我在婚姻上真的没有什么天赋，独身的我要比婚姻中的我快乐得多。我现在可能是不适合结婚了。我不能想象一个婚姻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1949年，她离开丈夫搬到了伦敦，就在这一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作家生涯。

　　尽管这部“处女作”在莱辛看来，“我不认为它不同于我的其他小说的任何地方”，却让她一举成名。成名并没有给她太多的安全感。1962年《金色笔记》出版后，她甚至收到不少来自精神病院的读者来信。只不过，在她看来，这些人一点都不“疯”，也没有“病”。“人们经常体验到他们害怕承认的东西，害怕被贴上‘精神失常’、‘有病’的标签，这类体验缺乏合适的逻辑分类。”莱辛最受好评的作品总被打上“女权主义”的烙印，但她自己却说，“我对于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偶像不感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女人，而你会思考，你就会写到这些东西，否则你就不是在写你所生活的时代。”(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