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华(《上海文学》副主编)

　　文学杂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

　　在新媒体时代，究竟怎样才是好的文学杂志？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杂志退隐”是否能够简单归咎于市场的冷酷和读者的冷漠？文学杂志是如何逐步地沦落为所谓文学圈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生产平台？究竟应该探索和建构一种怎样的文学杂志创新形态，以求突围转型的明显绩效？

　　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如果论及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及其自我救赎的努力，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依靠自身的革新与突破，在于以“变”应变，以“变”谋发展，在于怎样重新激活、培育适应市场化挑战的生存能力和持守能力。

　　确实，多年来总有一柄达摩克里斯剑高悬于文学杂志的头顶，大部分杂志的发行量及影响力从新时期初始的辉煌峰巅一路走低之后，生存还是消亡的硕大魔咒就始终压迫着它们的现实神经，使之在面对暗淡前景的茫然焦灼中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尴尬境地:因循成规、持守不变必定绩效平平，遭人诟病，改头换脸、时尚媚俗也未必投合市场，有人喝彩；文学杂志改版转型鲜有市场成功的个例，艰难的守望反倒成为其苦涩而无奈的某种执著姿态；“市场化”容易伤损文学的尊严，“圈子化”又难免遭遇读者的冷漠。文学杂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逢着自我认同的危机，甚而还落入了一种自我评价的怪圈。

　　我觉得文学杂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重新召回社会读者人群的广泛注意力，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市场化维度的支持和契入，甚至将自身与市场、读者的关系刻意对立化，应该把文学性和市场化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寻求一种融合。

　　刘醒龙(《芳草》主编、作家)

　　文学期刊——源远流长的大河

　　做刊物关键是刊物的风格，刊物的定位。栏目的设计，一定要新颖。不要追逐一些明星写手，这些写手会为刊物带来一定的效应。但是你一年也许只有一两篇这样的好稿子，没有这些稿子你怎么办？期刊是一条大河，关键是你上游的生态保护做的怎么样。我们文学刊物如果一味追求时尚、追求潮流，在新媒体那么发达的时代，是要被淘汰的。

　　同时，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资源，这个资源实际上也是老祖宗一代一代慢慢建起来的，就是淘汰机制。我们要一步一步地筛选，地一级、省一级、中央一级，这是刊物的优势，它使我们最终可以推出一些经典的作品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期刊是否具有一种权威性。文学期刊的主编是否称职，你在那个位子有没有做好，这关系着期刊的生命力。如果顶不住差的稿子在刊物上发表，我觉得这个刊物就死一半了。一个刊物不在于你发了多少好稿子，而在于你一年发了多少差稿子，因为这个稿子太差，你前面做的事情就完了。这会衍生出来很多的话题，但是我想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必须有权威性，这有利于刊物坚持自己的风格。我们中国文学刊物真的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有生命力、活跃的刊物非常少。

　　张发(《黄河》主编)

　　扶持和发现本土作家

　　《黄河》杂志有一个口号，就是扶持和发现本土作家。我们没办法追求发行量，只能重新定位，扶持新人。为了扶持本地的作家，我们刊物专门处理他们的作品，不管他们的作品最后有没有在我们刊物发表。反正走不了市场，不如实实在在、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我们办这样的刊物，本身担负的责任应该是很明确的，我们跟出版社办刊不一样，它们是追求利润、追求发行量，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发表新作、扶持新人上。我鼓动我们有实力的作者到其他辖区的刊物上发，到北京的大刊物、上海的大刊物上去发表作品，我鼓励他们出去，到外面去。最近好几个小说，就是在我那里通过了以后送到外面去发表的。我们开过两次高层次的研讨会，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搭建一个平台，把我们本土的作家推向更高的地位。

　　刘建东(《长城》副主编)

　　我们在蜕变的过程中思考

　　我想我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对文学期刊的前途和命运觉得实在不好把握。就像我们杂志社几个人，虽然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但感觉这本杂志就像一个破车被我们拉着，它到底走向哪里，我们说不清。

　　为什么我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呢？原因是，原创文学期刊在文坛的位置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还是模糊不清的，是值得思考的。原创文学期刊到底和中国的文学现状有什么联系呢？它在文学的链条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位置有一点使我感到困惑。

　　我们知道一个文学作品要出来，首先要作者、作家去写。作家在原创上发东西，同时迫切地希望越过原创期刊，到达他想达到的目的地。因为原创期刊订数毕竟在逐年下降，可能只有选刊能达到他的真正目的，获得他在文坛的影响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学作品产生的链条当中，一个原创性期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学的危机，文学期刊的危机。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另一面，那就是从我们自身找一些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在于文学期刊本身、在于文学的本身、在于文学的内核。当我们在思考文学期刊真正要走向何处的时候，从文学内部更深层次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对文学会更加有利，我们也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去思考。

　　刘益善(《长江文艺》主编)

　　文学期刊在作家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长江文艺》是1949年6月份创刊，号称新中国第一刊，所以我们《长江文艺》是老革命。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人才、推出作品。文学期刊的编辑，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我把它叫做发现、扶持、推举。我说过五次座谈会、六次座谈会、七次座谈会，有的作家大谈他们的创作成果，他们没有提一句在自己的成长中文学期刊的编辑所起的作用。在上次的讨论会上，我也提过这个问题。我说中国作家协会有这样一个委员会，有那样一个委员会，有没有期刊编辑委员会呢？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期刊编辑会议。任何时候，不能够忘记我们文学期刊在作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别人没有提到，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我们自己做的工作，我们应该自己肯定自己。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的，也是很崇高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为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付出劳动是心甘情愿的。

　　黎晶(北京文联驻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作家)

　　关于文学与期刊的几点思考

　　大家提到了文学生命和文学前途，很多人谈到死亡和衰落的问题，我倒认为这个时代正是我们文学繁荣的时代。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有这么多的作家，有这么多的文学刊物，但是我们的阅读者的数量和过去又成了鲜明的、强烈的反差。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我想提几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

　　第一，文学在社会发展中，是左右社会发展还是被社会所左右。我们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期刊在这个进程当中，该如何去考虑和调整我们的发展方向。最近我也写了很多歌词，歌曲的功能是调动人民内心的愉悦程度，我们用内心的愉悦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艺术是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第二，文学生命力的问题。书写者和阅读者在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电视剧、电影、戏剧、相声、书法是不是文学？他们都是以文学作为本质来体现的。这个大千世界，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文学现象的反映。所以期刊怎么能够在这样一种转变当中，把我们的平台伸到前方，把作家的产品推向世界。

　　第三，大家谈到文学是小众的问题，可是如果文学不能走向大众，它的生命力将受到挑战。文学的问题必须由小众走向大众，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我们高层次的理论研讨，受众面应该是我们广大的群体，期刊也承担着一个把小众变为大众的责任。

　　作家应该选择他要表现的对象，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也希望各个期刊社，能够根据目前的状况来调整方向。我们搞这样的活动也是想把好的作品集中起来，二次向社会推广，也让我们的文化发展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