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以及朱自清《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教授的行列，钱穆则是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钱穆高足严耕望在为其师撰写的《行谊述略》中，由钱穆幼年所受私塾及中小学教育，而感叹于“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在钱穆的中学老师中，就有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而作为小学和中学老师的钱穆，其学术造诣之深厚，读其早年著述便可知，“今日大学教授”怕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吧？

    当然，这样的情形，在社会分化日益剧烈、学术分工越发细密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可资参考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并未像今天这般泾渭分明，学者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如此大的鸿沟。在一个社会各领域密切互动的格局中，学术与青年乃至一般读者间，便会呈现出良性的循环，而文化传统便在这其中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人的心灵。

    或许是出自我们自身缺陷的敏锐感知，学者葛兆光在为何兆武《上学记》所作的序言中，充满敬意地谈起“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别由何兆武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滋养，提出“教养”的话题。尽管何兆武“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

    葛兆光把“教养”和“气质”，归结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中国，或许不如说，正是一个不那么凝固、僵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为何兆武这一代人的“教养”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为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传统得以延续。如果从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的角度，来理解学术与文化的普及工作，来看待青年的启悟与教育，其间意义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视。

    经典如何普及

    在文化的传承中，历代积累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潜在谈到现代公民获得常识的必读书时说：“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然而经典由于文字和时代的暌隔，往往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为了使经典成为一般读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前辈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杨振声的嘱托，开始写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教科书。此后几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来往于两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没有停下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以《经典常谈》为题终于出版，几年间仅在文光书店就印了五次。季镇淮称赞它“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运用现代语言，讲述古史内容，令人读之不厌”。

    这本薄薄的谈经典的小书，也已然成为经典。在缺少同类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复提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仍然恳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学者继朱自清、叶圣陶先生以《经典常谈》介绍古典文学之后，不惜动如椽大笔，撰写万言小文，为青少年着想，讲一讲古文和古书以及外国文和外国书的读法，立个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这样的呼声是否会成为绝响？

    同样致力于经典普及工作的还有钱穆。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即有意写一部通俗的《论语》注解，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钱穆早年就著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论语》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写这样一部书本来并不是难事。然而钱穆反复斟酌体例和文体，数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写定，题为《论语新解》。对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经营，不能不让人感慨于前辈学者的严谨与认真。

    这样一种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归根结底，仍是出于对经典怀有的敬意。钱穆在《论语新解》的序言中谦逊地表示：“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该书是否能成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读者之审正”。换句话说，钱穆并非要在《论语新解》中贩卖一己的“心得”，而是备采前人的各家学说，加以申述，给读者以最为通达简要的知识，目的仍是让读者“直明《论语》本义”。

    在后来撰著的《孔子传》中，钱穆更是明确地希望读者借助此书，继而“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认为读了此书，就以为“对孔子了解尽其能事”。其实朱自清写《经典常谈》，也是同样的用意，他希望读者把这本书当做一条船，借它“航到经典的海里去”，“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钱穆和朱自清都认识到，经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它们的意义是让读者亲近经典，接触经典。经典的普及不是把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为当下实用的知识，而是充当灯塔和航船，把读者的心灵引入到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中去。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怀抱着如此庄严崇高的宗旨，下笔临文时自然不会苟且轻慢。

    也正因为此，他们也就不会随便迁就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不会为了书的好卖而牺牲了经典的尊严。钱穆在写《论语新解》的时候，本来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话，然而写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来。因为《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话来阐释宏深的义理，一味追求浅显，就像“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所以最终改成了浅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结尾，用白话对全文做一个翻译。

    自然，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对经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与口。有如此的热忱，又有如此的学力，《经典常谈》和《论语新解》才成了新的经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这样工作的学者，已经很难见到了。

    青年之困惑与时代的命题

    刚满20岁的吴讷孙开始了他第二年的大学生活。苦闷攫住了他，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一时间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吴讷孙萌发了自杀的念头。

    在1939年的这个关头，作为西南联大学生，他忽然想起了冯友兰。冯先生给联大一年级新生讲过他的《新世训》，听听他的人生见解也许会有些启发吧。吴讷孙于是生出活下去的勇气。如果不是冯友兰的劝导，我们不仅会失去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史家，而且也无缘得见那部最美的校园小说《未央歌》了。多年以后，吴讷孙的同窗好友李赋宁仍然记得这段往事，并由此感慨于“冯先生的人生哲学对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

    同样受益于冯友兰人生哲学的还有诗人郑敏。1949~1955年间，留学美国的郑敏正是靠着冯友兰“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政策下，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保持了尊严。

    1940年，冯友兰的《新世训》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部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谈论“生活方法”的书，提倡“真正底天真活泼底人生”。朱自清称赞作者“能够见到那些颠扑不破的道理，将它们分析清楚，加以引申补充，教读者豁然开朗”。作为“贞元六书”之一，冯友兰日后对它的评价并不高，然而学者陈来却认为，这部书对于指导当代青年的人生行为，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约与此同时，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感于大学日益成为贩卖知识的场所，忽视整个人生的修养，以及抗战中重塑民族精神生命的迫切需要，每周对学生做“新人生观”的演讲。

    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之下，在四周熊熊火光的燃烧中，罗家伦以拿破仑战争中对德意志民族演讲的德国大哲费希特为楷模，向青年学生倡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和“文化的修养”。1942年，这些演讲以《新人生观》为题修订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短短的五年中即再版了27次。罗家伦的好友毛子水甚至认为：“可能他这本书对社会的贡献比他别的工作要大！”

    龙应台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1940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70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关注青年的人生问题，给他们以切实而不肤浅的启示与指导，是现代学者的优秀传统。不独抗战时如此，上世纪20年代冯友兰就曾出版过《人生哲学》，并被列为高中教科书。朱光潜留学英国的时候，即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在青年学生享有盛誉。这两部书，给当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何兆武，“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几十年后，它们仍然没有失去对青年人的吸引力。1956年，后来成为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的商友敬在一家旧书铺里与它们邂逅，站着一口气读完，“从那时起，我就自以为懂得了一点什么，敢于在同学中间侃侃而谈了”。

    在那个战乱频仍、干戈扰攘的时代，从铁屋子中觉醒而又苦闷于前进道路的青年，他们并不缺少精神食粮。而这些试图为青年的人生问题寻找安顿之处的书籍，也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速朽，没有像我们今天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人生哲学”、“心灵鸡汤”般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是如今日这般“心理专家”。作为那一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这些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著作中，同样凝聚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惟其深厚而不浅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们的生命力才如此持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在对青年的关切和祈盼中，包含着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对青年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的复兴与重建，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塑造。这正如罗家伦所热切呼吁的：“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出于这样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学者为一个时代的青年的教养，打下了坚实的底色。

    如今这个时代呢？ 文/季剑青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