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500元“出场费”

　　让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关于“零用金”问题的最终谈判。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这一结果在总数上实际超过了意方提出的标准，因为除去院领导的零用金有所降低外，其他人都提高了，而剧院领导其实没有几个人。这时意方的态度很有趣。原备忘录上写道，对此“意方表示理解，也能接受此方案；但(需要)再做演员的工作，在文字上应加上‘保留探讨的权利’”。任何人也看不出给演员加了钱，为什么还要“再做演员的工作”的道理。历史一不小心就在这里留下了一点幽默的小插曲。参加谈判的是院领导，降了他的零用金，长了别人的，有苦说不出，慌不择言地以需要再做演员工作为借口，“保留探讨的权利”，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太高明的台阶下。

　　至于中方为什么给出高于对方要价的“零用金”标准？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经向老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许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级部门请示，具体做事儿的没有自主权。即便是对方的要价对中方更有利，也不能临时相机改变上级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所谓谈判，不过是“通知”对方而已。当然，今天的中演公司在理念和工作方式上已完全与国际接轨。回首这一切，真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超乎想象的天价了。

　　“罢工”问题

　　备忘录显示，有些谈判，意大利人显然被中国人绕糊涂了。中方提出，有些舞台人员可以住在剧场附近的前门饭店，这样可以节省交通时间，而且方便(真实目的可能是节省住宿接待费用)。意方认为，如果住房条件不好，或分在几个饭店住，演员会罢工的，其责任意方不负，按法律要由中方负责。中方认为，遇有问题应本着协商精神加以解决，而不是付诸法律；因为法律是各国自己定的。如“罢工”，在意大利是可以的；在中国是不行的。届时如真出现罢工，按意大利法律办还是按中国法律办？意方只好同意按协商的办法解决。关于“罢工”条文，中方提出：一、如果写上意歌剧院可以罢工，那么也应写上中方的协助人员、舞美人员、司机等也可罢工。二、写上“如果意方的演员罢演，所造成的后果，其责任应由意方负；中方的有关人员罢工，其责任应由中方负”。意方大约也明白，中国人不可能出现罢工，写了各负其责，其实也就是等于要意方负责，所以提出“那么都不写”。中方表示同意。

　　显然，中国人踢皮球的功夫要大大超过意大利人踢足球的水平。

　　意大利“粉丝”跟着来华

　　在今天，如果有外国演出团体来华，对方表示有一个几百人的粉丝团要跟着一起来，肯定会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也会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但在20多年前的中国，帕瓦罗蒂的粉丝们却遭到了中方谈判代表的拒绝。意方提出，帕瓦罗蒂在华演出期间，希望中方能为意大利几百人的旅游者提供观摩票(意方自己出钱)；中方认为，意歌剧院来华，主要是为中国观众演出，意旅游者可回意再看，中方不能提供观摩票，一口就给回绝了。意大利人还是不甘心，说你们不是需要外汇吗？这些人来了，吃住行玩，都要花钱，是旅游创汇的好机会呀。中方不为所动，称：中国改革开放，是需要大量外汇，但是这样的外汇我们不需要。

　　但是，帕瓦罗蒂的粉丝团还是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160人，而且是和帕瓦罗蒂同机到达。他们悄悄地组织了这个庞大的旅游团。承办的旅游公司大概也了解中国人的脾气，在大部队临行前一个半月，1986年5月7日，负责这次行程的意大利新地平线旅游公司经理塞维利欧·盖格里雅第专程来京拜会了中演公司。

　　事到如此，中方首先礼貌地感谢对方通报这一情况，但接着说，以前你们意方曾提出80人旅游团访华，我未同意。中演只承办艺术团，而不是其他团；观众主要是中国人，票供不应求；演出不像体育比赛需要啦啦队，而且两批人混在一起，管理不便。

　　但是对方却不慌不忙，表示了解中方心情，并劝中方不要担心。他强调这160人一行的访华，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会给中方造成麻烦。两个团虽然同坐一架包机抵京，在飞机上他们可以是一个整体，但自下飞机起，两团就会分开；且表示，他有丰富的组织经验，非但不会给中方制造麻烦，相反会随时为中方提供帮助。比如，为避免歌剧院抵京时住房混乱，他可以帮助中方预先编排房号(因为他有歌剧院访华人员的名单，这一点打动和拿住了中演公司)，还有组织参观游览等。事已如此，中方表示，具体问题，等前站来后再商定。对方也顺势提出，要求参加中方同前站的会谈。

　　事后，中方才明白，包括热那亚歌剧院在内的所有一行人的访华，都是由这家旅游公司安排的。连包租专机，也是他们谈定的。这其实是西方旅游业最通行的做法，但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会谈结束后，中演公司给有关方面的报告称：“据悉，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一个民族，意大利人的自由主义观念极端严重。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安排他们的活动是非常困难的。”并据此提出了接待工作新的预案。

　　中方婉拒外长赞助

　　在当时中意双方的商谈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原因既有观念上的，也有物质上的。

　　中演“关于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访华演出赞助名义问题的请示”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意大利在举办较大型文化和演出等活动时，有由总统或部长等有较高地位的人给予赞助的习惯。意方询问，不知中国有无此习惯？意驻华使馆提出，希望以两国外长的名义予以赞助。外交部西欧司的意见是，如从双边关系上讲，他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请中演公司根据一贯的做法，从礼宾角度出发，进行通盘考虑。中演公司说，以往官方来访艺术团从未有过以外长名义予以赞助的做法，从各国来华艺术团平衡考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不提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次提了，难免今后引起互相攀比，产生亲此疏彼之错觉。再从简化礼宾角度考虑，不提赞助，也是可行的。

　　相关领导批示：“同意演出公司意见，以我无此习惯为由予以婉拒。”其实今天看来，当时如果那样做了，在理念和习惯上都是重要的突破。因为现在，两国间特别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由政治人物甚至双方国家元首担任赞助人或名誉赞助人，已经成为惯例。

　　冰箱、洗衣机、1500瓶矿泉水随机抵达

　　1986年来华，是帕瓦罗蒂的节日，除了他母亲患有心脏病，担心受不了巨大喜悦的冲击没有来之外，父亲、妻子、三个女儿，家中的亲人悉数都来了。

　　人之外，还有“辎重”。这一行队伍，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还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光矿泉水就带了1500瓶！连帕瓦罗蒂本人都为此感到吃惊。

　　1986年6月16日中方一封特急电报上称：

　　帕瓦罗蒂通过旅游团经理向我所提饮食要求(含法国矿泉水、进口牛排、法国面包)等，我难解决，希意方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收到这样的消息，再加上到了中国什么都买不到的传言，帕瓦罗蒂心中难免忐忑。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带来了很多的食品。还带了三个医生、两个秘书、两个厨师。

　　然而中方在当时也确有为难之处。为了将热那亚歌剧院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从25元提高到30元，还需要专门给文化部打报告。

　　关于帕瓦罗蒂和热那亚歌剧院来华，甚至还有一份独特的关于调整演出票价的请示：根据胡启立同志对外国来华表演艺术团演出的票价要“优质优价”的指示精神，建议将歌剧和演唱会门票价格根据剧场情况划为四档，分别调整到10元、8元、6元、5元。这一请示在当时是“外联局并报刘德有副部长。并经艺术局会签”的。显然，这样的票价标准，在当时属于高价了。然而演出票还是供不应求，尽管没有“黄牛党”，歌剧和演唱会的5元钱门票，还是被悄悄地炒到了50元。

　　这些细节让人看到真实的历史。到了2001年和2005年，再让帕瓦罗蒂带着冰箱蔬菜来，就会成为笑话了。但在那时，这就是荒诞的真实。帕瓦罗蒂的冰箱，后来留在了中国。中演公司医务室前两年被撤销前，还一直使用着它。已经退休的肖大夫说：“挺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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