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活动年年有，今年的活动却有点引人瞩目，首次由山东省政府与教育部、文化部等省部机关联合主办。9月28日的曲阜，名流云集，高官出席，祭孔大典上由山东代省长宣读祭文，并由一位副省长宣读“国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论语》经典”。在一个讲究规格的官本位社会，此举可谓盛况空前。

　　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崇尚什么，不崇尚什么，应当属于一个人最低限度的自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祭孔活动一直是由民间主导，但2004年起却开始转为官方主办。这种将祭孔活动上升到“国祭”的行为，让我嗅到了一种一元思想的味道。

　　黑格尔曾说孔子的思想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如此次所谓五句经典之首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连地球人都知道的常情)把他话里的贬义翻转过来，这种常识道德其实就是指普世价值，而我们以前的时代错误恰恰就是忽视了常识。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提倡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如儒家的民本思想，或有一定的救世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在我看来，孔子思想里缺少的还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思辨哲学，而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人的权利。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要恢复礼乐制度。《礼记·乐记》云：“礼义立者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礼乐制度的实质：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和谐”。平心而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确是有所偏颇，古代社会并非全是人吃人的一片黑暗，但它的实际上的“和谐”，如果真正有过的话，本质上也还是建立在权利差序、各守其分的社会基础上。经历了现代性启蒙洗礼的国人，大概是不愿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和谐”的，除非这个民族患了失忆症，要让历史从头再来一遍。

　　正因为只是伦理常识，儒学才只能嫁接到其他思想学说上，汉儒对道、法、阴阳的吸收，宋儒对佛教禅宗的融合，都说明原始儒学不能成为一种统治术，此后的儒学改造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两千年来各朝各代统治者从来也未曾有过单一的以儒治天下，而是“外儒内法”(法家的法，而非法治的法)或“内圣外王”的人治模式，而儒学伦理作为一种等级社会的纲常礼教，强调对秩序的维护和服从，更多成为一种对被统治者的规训。因此，与其如某些学者所说，儒学适合于治世，而不适合于乱世，不如说它适合于臣民社会，而不适合于公民社会。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曾极力想恢复礼乐制度，结果却归于失败。今天某些人要把儒学重新变成一种治术，甚至像某些人所希望的上升为“国教”，难道就能成功吗？在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社会和谐不是搞几次祭孔大典就能实现的，现代社会要实现和谐，唯一的路径只能是扩大公民的权利，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并把这种公平视为一种个人的权利诉求，而不是社会的恩赐。

　　如何对待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构成了国人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思想交锋。友人邵建最近有一个提法，叫“中学为私，西学为公”。这个提法颇有意思，从现代政教分离的角度，注意到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分际，或者也可叫中学为俗，西学为政(我们的共和制度就是来自西学)。比如，日、韩、台湾等地每年也都举办祭孔，但那只限于一种民俗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并不反对祭孔，因为世间已无袁世凯，其中如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这种公祭活动由政府介入甚至主持，就会让人产生歧义，似乎是在隐然提倡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政教合一的意味。

　　我觉得，如果有些人深感价值失范，真要找一个古人来顶礼膜拜，与其祭祀讲求“君君臣臣”的孔子，倒不如祭祀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六百多年前，明太祖欲罢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正说明孟子更难成为一种愚民的工具。尽管这位儒家二号人物的言论仍是出于治民，而不是民治，但作为一个两千年前的学者，能提出社稷之上是民的思想，毕竟是今天许多人都远远不及的。(景凯旋)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