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高明。此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需要，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据周恩来回忆说：“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张闻天1943年12月也在笔记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经过打鼓新场之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经常开会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团”，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于是，经张闻天同意，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大约在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从“新三人团”成立看，人选名单是毛泽东提议的，政治局决定的。“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员组成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周、毛、王搭配是当时的最合理组合，能充分保证军事指挥的集中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行动是服务于目的的。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故人不能太多；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故人选要有利于此。在当时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合应该说是最合理组合，能充分实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成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的的实现就涉及到人选搭配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泽东自不必说须参加。

　　就周恩来而言。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特别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转兵”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能在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周恩来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随行长征，是他的坚定支持和信赖，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才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更是少不了周恩来的贡献，如果周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会全力支持毛泽东。所以，以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

　　而选王稼祥，人们的疑问就多一点。因为比王稼祥地位高、职位高、懂军事的人有的是，而别人都没有参加，王却为毛泽东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王稼祥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李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