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退休警官史育才一直珍藏着末代皇帝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寄给他的最后一张贺年片。

　　李淑贤与史育才的交情始于40多年前。1962年4月30日，李淑贤与溥仪结了婚。这个日子是溥仪刻意选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他来说，成为公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成为劳动者。

　　在全国政协机关院里住了一年多，李淑贤与溥仪搬到了西城区福绥境一所带回廊的西式风格房子里居住。李淑贤家的管片民警是史育才，自从认识了溥仪夫妇后，史育才与这个特殊的家庭保持了30多年的联系。

　　1965年初，溥仪因为尿血严重住进了人民医院，接着，溥仪膀胱内的两个瘤子被确诊为恶性肿瘤，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溥仪被转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治疗。出院做放疗期间，“文革”闹起来了，红卫兵小将们日夜闹着要揪斗溥仪，每次，李淑贤都让溥仪叫史育才来“救驾”。当时史育才已经担任福绥境派出所副所长职务。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溥仪家又来了一群红卫兵，溥仪吓得跑到派出所去找史育才。史育才一见到溥仪，赶快把他领到派出所后院里隐蔽起来，但还没听清溥仪说原委，史育才就被人拉走了。原来，一群红卫兵要抄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嘱咐溥仪哪儿也别去，就在派出所后院等着他。史育才赶到程砚秋家劝说红卫兵，说程砚秋虽然是地主出身可他早年曾经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力拿走。劝走了红卫兵，史育才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史育才忙乱到中午才赶回派出所，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史育才赶快让民警给溥仪弄了些饭吃，心里琢磨着怎么保护溥仪。史育才心里没底，上面明确要保护统战人物，但眼下局势已经失控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行。于是，他拿起电话请示公安分局，分局领导被揪斗靠边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请示，市公安局让他请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让他再次请示市公安局。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周总理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我们就保溥仪！”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放下电话长出了一口气，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溥仪先生，您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说着，他把派出所对外对内两部电话机的号码666807、666723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第二天晚上，史育才就接到溥仪的电话：“史所长，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马上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去。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史育才往院子中央一站，左右跟着两名带着红箍的红卫兵纠察队队员，他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什么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史育才说：“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好的证据！”红卫兵们只好对溥仪一阵声讨后撤走了。李淑贤和溥仪千恩万谢地把史育才送出家门。这以后，又发生了多次类似“惊驾”事件，都被史育才解了围。溥仪对史育才感恩戴德，开口闭口称他“救命恩人”。

　　1966年11月的一天，史育才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来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史育才对溥仪说：“您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12月23日，溥仪因尿毒症第六次住进了协和医院。1967年1月30日，李玉琴在协和医院见到溥仪，李淑贤忙给史育才打电话，没想到，史育才已被下放偏远郊区“办学习班”了。

　　9月，溥仪感到来日无多，他想见史育才，希望在他身后史育才能继续保护在京无亲无故的李淑贤。李淑贤两次去派出所找史育才，都没找到他，派出所的人问她找史育才什么事，李淑贤实话实说：“溥仪先生想他了，能不能让史所长去医院看看他？”回答说史育才被“办学习班”了。

　　“办学习班”实际上是被限制了自由，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被“彻底砸烂”，几乎大小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劳动。身不由己的史育才没能了却溥仪的这一心愿。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回到福绥境派出所后，李淑贤已经搬离了原来的地方。不久，史育才也离开了福绥境派出所，调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任院长。这期间，他从一个亲戚那里听说了李淑贤的下落。溥仪去世后，李淑贤搬了几次家，住在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是朝阳区政协委员。

　　史育才没有马上和李淑贤联系，他想，李淑贤的境况转好，自己也无需给她提供什么帮助了。没想到，几天后，李淑贤就把电话打到了史育才的办公室。史育才虽然是院长了，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贤非常高兴又和史育才联系上。

　　史育才与妻子去看望李淑贤。李淑贤的确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老了，老得让史育才快认不出来了。李淑贤的境况并不像史育才想象得那样好，她当时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她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处得不尽如人意，加之病弱，史育才记忆中那个美丽的李淑贤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老太太了。

　　李淑贤依旧信任史育才，不管是史育才夫妻去看她，还是她在电话里和史育才叙旧，她都不加掩饰，她诉说溥仪去世后她的孤独，对看不惯的东西直言不讳，感慨万千。李淑贤说，溥仪死后，虽然没人再登门去找她的麻烦，但是她的生活有些拮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每月给她补助60元，加上她的工资，生活水平比起北京市民来好了许多。让她感到烦恼的是，总有一些关于她的闲话传来传去，很是影响她的情绪。

　　自从和史育才又联系上后，李淑贤每年都给史育才寄一张贺年卡，感谢史育才对她的关怀。

　　李淑贤在所有认识的人面前都称赞史育才，渐渐地，知道史育才保护过“皇上”的人多了起来。北京一个电影导演找到史育才，请他帮助约见李淑贤。史育才把李淑贤接到了香山疗养院，导演和李淑贤长谈后，准备构思一部关于末代皇帝题材的电影，动笔写剧本的时候，香港的李翰祥导演的电影《火龙》公开放映，里面涉及溥仪被特赦后的生活。

　　因为担心题材重复，导演和李淑贤的合作没再进行下去，但是，电影《火龙》却让史育才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里边的“史所长”的原型就是史育才。影片里的“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看了他最后一面。而现实中的史育才却因无法抗拒的原因，没能到医院给重病中的溥仪送去一点儿安慰。史育才决心今后加倍关照李淑贤。

　　1994年，李淑贤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西直门内大街，她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此时的李淑贤已经70多岁了。

　　199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史育才又去看李淑贤，发现她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上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给李淑贤的三个西向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对这件事，李淑贤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她给史育才写信说：“今年夏天我不怕晒了，三个房间安上了帘子，太阳进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热得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远难忘的，您对我的帮助虽然不是一件大事，当今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锦上添花，雪里送炭的人很少，28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人实在不容易……”

　　1996年年末，史育才照例又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刚刚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贤的心情显得挺好，她在明信片上写着：“史院长您好！祝您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您11月份来看我，衷心感谢！日记天津出版社还没寄来，他们寄来了我马上给您打电话，请您来拿，您没工夫，给您寄去。多多保重，万事如意！”

　　史育才没想到，这是李淑贤寄给他的最后一张贺年片。5个月后的1997年6月9日，李淑贤病逝了。因为没及时得到李淑贤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没赶上到八宝山公墓给她送行。十年来，他仔细珍藏着那张最后的贺年片以及和李淑贤的合影。(穆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