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渠，按周家谱系先取名贻德，后改名贻谦，再更名济渠，号竭之。他于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于汉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号敦甫)虽曾还生过周贻震和周贻升，但这兄弟俩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济渠等于是周鸣鹿的独生子。他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

　　周济渠幼年读书很刻苦，读的书也比较多，所以他还年轻时，就已精通经史子集，是位饱有学问的学者，并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的父亲出于对他前途和出路的考虑，还给他捐纳了一个“国学生国子监典簿衔”，以期他在清末官场中有个发展。在他长大成人后，就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为塾师。他的同辈和后辈乡坊故老都喜欢喊他“老夫子”。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奖他是个学问很高的人。因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关系和地位，周济渠也被引进师爷行业。但淮安地处淮河下游，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淮河等主要江河疏于治理，淮安先后于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两次发大水，整个苏北一片汪洋，淮安城头上几乎可以行船。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出逃荒。周济渠所在衙门也不得不大批裁减员工。师爷本来就是个既不“入品”也不在“级”的人员。自然属裁减之列。周济渠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周恩彦，离家去东北投奔时任奉天右参赞的妻兄钱能训。

　　周济渠是成人后由父亲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属宝应)大户人家的曹氏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续娶寄居淮安城里砖桥的钱馥兰为妻。钱馥兰的哥哥钱能训，是浙江嘉兴人。光绪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进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同年12月任国务总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才被迫引咎辞职。周济渠与其妹结婚时恰逢在京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去南方有事，便顺道回老家淮安参加了妹妹钱馥兰的婚嫁事情，并在淮安住了一段时间。期间，钱能训也曾多次去驸马巷周家作客。当时周恩来只有6周岁，钱能训见其聪颖灵秀，十分喜欢，特意几次辅导周恩来的书法，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深的记忆。

　　东北地区本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给东北以许多优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阳)定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沈阳)府为京府等等，事实上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建成一个类似于今天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当时东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关内发达。

　　周济渠到东北后，钱能训就安排他到铁岭任税捐局主事，兼管铁岭的矿务。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谋到的“肥官”。

　　也是缘于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济渠奉命去湖北赈灾，10月清廷诏示周济渠在湖北赈灾任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

　　就在周济渠这次赴湖北前，时在东北奉天的周贻赓就委托他这次去南方时，能顺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东门外祖茔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岁的周恩来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一起带来东北，以便让他这个侄儿能继续上学读书，也好让他的胞弟周贻能生活有个着落。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亲伯父，在周恩来父辈嫡亲兄弟中居长。他也是利用周济渠与钱能训的姻亲关系才到东北谋上差事的，当时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科会计)。周贻赓在去东北前曾在淮安先后娶过王氏和继配赵氏两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较早。到东北后，他又续娶山东的杨氏为夫人，仍无出，便一直无儿无女。而当时周恩来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汉做小职员的生身父亲又收入微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故他只能失学在家。但他不甘心学业荒废，多次写信给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边读书。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生前85岁时还曾对笔者说，四伯母(指周贻赓续弦杨氏)生前曾对她说过，恩来那时年岁虽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给四伯父的信写得很感人，“亲爱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所以，周贻赓也深深地被他这位侄儿打动了，就趁周济渠南方之行托他将周恩来带去东北。周济渠本来就是个热心人，加之他和周恩来又是伯侄关系，也就满口答应下来。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结束，就和七弟周贻能一道乘船顺江东下，再辗转淮安，带上侄儿周恩来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节。就这样，12岁的周恩来从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乡淮安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铁岭，迈出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步。

　　到铁岭后，周济渠把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安排到铁岭县衙门当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当时，彭左清要求周贻能在闲时的每天晚上辅导彭家孩子的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免费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厢房。周贻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齐齐哈尔出远差，而铁岭的“家”还没来得及安排好，周贻能只好拜托彭家人，把恩来寄托在彭家暂时生活。笔者1999年秋季曾走访铁岭，据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马阿宁女士介绍，周恩来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曾替彭家的管家于百川家放过马，喂过马。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吃上了东北的高粱米饭。他本来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饭，高粱米饭凉了之后，又黑、又红、又硬，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很难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时给了他教育和鼓励，让他坚持吃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京见到已故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时，她还激动地回忆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和我们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到北平，第一次见到了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怯生生地说，“我的老家不太好，是东北哈尔滨的。”因为我国东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之下，一度使关内人对东北人有歧视看法。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了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是东北的高粱米锻炼了我的身体。”

　　不久，周贻能出差归来，经周济渠的安排，周恩来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银冈书院当时在当地是所很有名气的学馆。它位于铁岭古城南门内路西，是一所园林式的古建筑群，始建于清顺治15年(公元1658年)。康熙年间，是全国五大书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东北，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劫掠铁岭城，竟纵火焚烧20余天，百姓黎民惨遭荼炭。也就是从那时起，银冈书院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周恩来来到银冈书院的1910年，正是铁岭学界爱国活动空前高涨时期，岳飞的《满江红》，夏颂莱的《何日醒》，还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来都是在该校学会的。

　　正在成长中的周恩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学习与生活，所受到的爱国主义熏陶是非常强烈的，也是他能在13岁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动力源。

　　银冈书院距周济渠供职的税捐局很近，遇有阴雨雪天，周济渠就让侄儿周恩来到他家吃午饭。只是好景不长，周恩来一学期的书还未读完，周济渠就“奉礼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税差”，带着妻儿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随钱能训迁往天津。

　　周恩来在铁岭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很短，但周济渠也不失时机地对侄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他带周恩来游览龙首山，向周恩来讲龙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铁岭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的旧战场。当年那场狗咬狗的战争使东北无数的农舍村庄被毁，老百姓横遭劫难。那场战争以日本人的战胜结束后，日方还特意在龙首山的高处竖立一块高大的石碑，以纪念和炫耀他们的战绩。周济渠指着龙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对周恩来他们说，龙首山是一条勤劳为民飞龙的化身，飞龙期盼着有一天再次腾飞起来，为万民造福。很明显，周济渠是借民间传说来比喻我们中华民族这条“飞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这些“妖魔”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对三伯父的这个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东渡日本前，特意重返东北，看望他的老师、旧友，并为他的当年同学郭思宁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其期盼祖国繁荣强盛的“飞龙”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据民国4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参加乱党”，由于他和钱能训的这层关系，也使他处于两难之中，曾提出要以登报声明与周恩来脱离叔侄关系相威胁，可事实上，他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周恩来。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于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作者：秦九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