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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一生来看，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当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在文章开头选取三个横断面，是因为这三个横断面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三十一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三十二岁(1925年)到六十岁(1953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始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是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开始写作《人生与人心》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复归为知识分子的生涯。

　　《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就是集中叙述梁漱溟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者汪东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政协工作，有机会亲炙梁先生身前，因此了解了许多内情，因为还没有来的及系统阅读梁漱溟先生的全集，因此不便说这本书的资料有多少是新的，多少是旧的。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只想就笔者对梁漱溟先生的思考，结合阅读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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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在此不说；另一方面，则是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士林对梁先生“一代直声”的赞誉，当证明我的看法大致不差。我对梁先生的敬仰之心，不比时贤差到哪里，但是对于后者，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以我一颗愚钝的心想来，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这一概念，争论从来就没有断过。我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是界定起来却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自己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在梁先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做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在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是梁先生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之时，梁先生心中，可曾想过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过，我想单纯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的话，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闿运、比如说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在我看来，这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闿运见了袁世凯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儿，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见了，是要忌惮三分的，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内，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我也做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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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在三联再版，我写了一篇关于冯先生的文章，把冯先生与梁先生做了一个比较，比较之下，才发现历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做几个比较。

　　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发言而“靠边站”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遭遇，让我最容易想到的是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若是拿这话来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则不是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至少就倔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的毛泽东，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局势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遭遇与这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就是在这之后的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从一些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与他的这位顶头上司相处得并不是那个融洽。卑之无甚高论，至少我觉得，这样的比较，是看到梁漱溟和张申府相同性格不同遭遇的一个角度。

　　过去有位朋友跟我说：你写文章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承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