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9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日文章称，眼下正是秋高气爽时节，人们纷纷利用双休日或节假日外出度假或旅游，致使“假日经济”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想来这与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文化消费的传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公休时间增多，除原有节假日外，又增设春节、劳动节、国庆节三大“黄金周”，加上每周的双休日，现在我国全年法定节假日约有一百一十四天，而香港的节假日就更多了。

　　　中国古代有没有节假日？古人们是如何休假的？在好奇心驱使下，笔者利用这个双休日翻箱倒柜查阅了一些古籍史料，终于找到关于古人放假制度的记载。

　　　汉朝至隋朝，官员每五日放假一日，谓“休沐”，意即沐浴和休息。唐、宋时期实行“旬假”制度，即一旬(十天)休息一日，称“旬假”。一年三十六旬，可休三十六天。除这些常规假日外，法定的节假日更加丰富：据宋史笔记《文昌杂录》记载，元日(春节)、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类似今天的“黄金周”；天庆节、上元节、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立春、人日、中和节、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分、授衣、重阳、立冬等等也都放假，合计法定假日有七十四天，加上三十六天旬休日，共一百一十天，与今天的节假日总数非常相似。基于人伦血缘和宗法观念，古代还有许多“人性化”假日：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含旅程)；在五百里外，则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父母亲去世，解官戴孝三年(军职为一百天)。亲戚去世，根据关系远近设不等的假期。

　　　元代规定全年只有十六天节庆假日，可能是因为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与汉族的民俗截然不同的缘故吧？到了明、清两代，“公务员”似乎更辛苦些，“旬假”制逐渐削减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三个假期，即春节、冬至及皇帝的生辰。在众多大臣反对声中，朝廷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又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不过朝廷规定，长假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其官署处理必办的公务，涉及司法的事务更是不能停止的。

　　　唐朝诗人李商隐有首著名的《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坐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从该诗的后两句我们不难看出，当诗人沉浸于对昨夜良辰美景的回忆时，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天要亮了，诗人又该上朝了。所谓“应官”指的便是应付官差。据记载，唐代以后官员们习惯于是上午或整天都在官署里，傍晚才回家。当然，对于京官而言，如果是朝会的日子，他们就要一大早先去上朝，然后才到自己的官署办公。而地方上的主政官员与他们家眷大多住在一起，前面办公、后面居家，所以衙门与官邸是一回事，放假与不放假也就无所谓了。但一般的幕僚们是没有官邸的，甚至得离家别子住在官署里或租屋而住，节假日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的了。

　　　苏轼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为官，负责档案管理和修订历史。苏乃文章高手，十天就能轻松完成全月任务。但当时官府也实行“签到制”，要求他早上签到、晚上值班，这就让他很不自由了。东坡就盼望“旬末”，一到这一天他就可以到处游逛。当时汴梁城规模宏大热闹非凡，是世界第一大都市。但再大的城市转几次也就够了，何况文人的爱好不在城市而在名山大川，于是苏东坡就向往着外出观光旅游。幸好每年的春节、寒食和冬至都有长假，苏轼就利用这些假期，到处游山玩水开阔眼界，他的许多佳作都是在旅游途中完成的。后来苏轼调任杭州知府，上任时恰逢冬至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他就选择到人迹罕至的吉祥寺游览，留下“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的名句。几年后他又调黄州任职，节假日自然没少光顾附近名胜古迹，有一年七月“鬼节”，人们都在家烧纸焚香，东坡却独自南下湖北，泛舟赤壁探古访幽，所谓“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过了一个愉快的“黄金周”。 (马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