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 “大唐第一古惑仔”，孔子是 “怀抱理想的丧家狗”，诸葛亮是 “中国最虚伪的男人”，司马相如是 “骗财骗色还包二奶”的人，林黛玉葬花是 “行为艺术”，梁山一百单八将是 “恐怖分子”……近来，许多学者的言论让我们 “大开眼界”。

　　有人对这样的做法难以容忍，认为是在 “羞辱祖先”；有人认为这是 “与时俱进”，以这种方式，更促进了经典文化的传播……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种行为？

　　李敬泽：“某些学者正失去专业立场和学术操守”

　　对于这种现象，著名文学评论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 “欲抑先扬”： “一般而言，我们研究古人，不可避免的要用我们的语言去重述古人，重述经典或历史。这是正常的——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去感受，重新阐释。我们不可能用文言文，用李白时代的语言去说。”

　　“如果是一般的文人，说 ‘李白是古惑仔’，这没什么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但是，”李敬泽话锋一转，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的教授，应该是伟大传统的守护者，是一个确切的阐释者。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不是让你说这些轻薄之语。现在有些学者，面对市场，正在失去自己的专业立场和学术操守，忘记社会需要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样哗众取宠，只为让大家看了高兴吗？”

　　李敬泽认为， “作为一个专家，一辈子研究古典文学的，应该以尊重的态度，提供给大家真正的知识和见解，而不是用如此无聊的笔赋去写。”

　　“学者不可随便说话”

　　对于“适当的现代词汇有助于向大众传播古典文化”的说法，李敬泽认为“这是个态度和边界的问题”。“这要看说话人的身份。适当的现代语汇有助于我们接近，但要在你的专业立场之内。”

　　据报道，檀作文“古惑仔”一说传开后，他所在大学的领导找他谈话，后来，他发表了一则致歉声明。对此，李敬泽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一个大学的领导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学校的学术品质。换作我是大学领导，也会这样做的。”

　　于丹的《论语心得》正红时，对于有人指出她说的不准确，她辩解道：“我的只是个人心得体会”。记者问李敬泽，这种说法，是否可以为自己开脱？对此，李敬泽说：“作为一个教授、一个专家，说的不对就应该承认，并且更正。你是面对1000万观众在讲 ‘心得’，不是在你家饭桌上。你的基本义务就是传播古典文化。在央视1000万观众面前，就算是一个任意的普通人，也不能随便说话。”

　　谢有顺：“学术要关乎自由的心灵”

　　这些身为 “精英”的学者们，该持怎样的学术态度？如果说 “学术无界限”，那么，学术有没有、该不该有底线？

　　对此，记者采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已是中山大学教授、博导的谢有顺。

　　谢有顺先是表明： “我没有认真研读这些人的著作，也没怎么看过他们的电视讲话，类似的观点和说法，我也只是从媒体报道中知道了一个大概。”谢有顺认为： “这些说法，我想是要区别分析的。有一些话，不过是论者的比喻，我们不必太过较真；有一些则属于观点和立论问题，若出现明显的偏颇或漏洞，我就不能苟同了。事实上，学术是有其自己的界限和底线的，它不仅是一些新奇的说法，也不仅是一种知识的宣讲，它关乎的应是生命的自我觉悟。”

　　谢有顺认为，任何的学术，都要关乎一个自由的心灵，都要把人引向觉悟、明白真理，这才是学术的正大一途。 “遗憾的是，随着学术体制的日益僵化，加上媒体话语的影响力对学者的诱惑，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无法照着学术的本义来伸张学术的精神。当学者丧失了对学术、真理的诚恳之心，对汉语本身也失去了敬畏，他们会在媒体语境的怂恿下，把学术肤浅化、娱乐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大众性电视节目不必太认真”

　　谢有顺认为，不必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要求大众性的电视节目。 “电视是大众媒体，它和学术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话语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生产方式。老百姓喜欢看，但学术界并不认可，这看似矛盾，其实是一种语境错位。易中天站在电视讲坛上，找到了一种可以和电视观众沟通的话语方式，这意味着易中天明白自己的说话角色，也知道自己是面对哪些人在说话。

　　“要求易中天用严密、深奥的学术语言，像做学术论文一样来讲 《三国》，这合适吗？电视是讨论学术的地方吗？不是。如果易中天像做学术论文一样在电视上讲《三国》，对于一档大众性的电视节目来说，就是失败的。易中天既然接受的是电视的邀约，他就不能不考虑到观众的文化素质和接受习惯，就不能不尽量使自己讲得口语化一些，幽默一些，这是一种讲话技巧，和真正的学术无关。不要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要求大众性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是学术会场，它充其量不过是文化普及课的一个窗口，一些人喜欢使用这个窗口，另一些人则宁愿安守书斋，这都没什么不可。”

　　“语境不同，身份不同，评判的标准当然就不同。我是从来不把电视节目当作学术来看待的。”谢有顺说， “真正的学术，只会存在于逻辑、论证、考据和内心的自我觉悟之中，它和电视无关。”(记者 王亦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