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12日，《京报副刊》发表孙伏园(化名曾秋士)《关于鲁迅先生》一文。文中谈到，鲁迅听说他的小说集《呐喊》一出版就被请进中小学课堂之后，不但感到极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这本书就讨厌。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他的作品，最不愿意孩子们读到小说集中的《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 《呐喊》。”他甚至激愤地说，这书不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应该让它绝版，他甚至不想再写这一类的小说。

　　孙伏园文中还谈到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作品之评价。“我曾问鲁迅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有大家风度。”鲁迅说得明明白白，他是要表达对于弱者的同情，同时揭示人间的冷漠。可是几十年来中学课堂对于《孔乙己》的解读，老说作者是要讽刺孔乙己的迂腐，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此一解释跟作者的立意距离甚远。讽刺不如同情来得厚道，封建礼教也比人间狭窄。礼教吃人仅是文化悲剧，人吃人则是存在意义上的悲剧。作者批判的矛头是指向社会的，对人物则很是温厚。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文化解释系统，为什么总是要把人引领到最冷酷、最残忍的思路上？虽然解读作品不能全受作者本人意见的局限，但作者的意见无疑是指引我们进入作品最权威的路标。

　　鲁迅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孩子读物的一个想法，就是不应该老是让孩子看见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而应该选择那些充满理想、充满光明、充满善念和爱心的作品提供给孩子。我们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前不久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 《给小学六年级课本编写者判卷》，这位学生家长说：“课本非但缺乏美感，而且充满了残缺的意象，课文展现的是一个不安而悲惨的世界。这对于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来说，可能会有一定潜在的心理损害。假如你认为让孩子们充分接触残酷的世界是应该的，那么我要说，周围现实世界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锻炼，在语文课本中就没有必要加上这一社会教育的负担了吧。在这个有限的语文教育空间内，还是让小孩子们专注于语言的美感更好些。”

　　作者进一步发挥说：“有美丽的梦是人生的一大美事，给孩子们做美梦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是越长越好的。人生不过就几十年，可以做梦的时间实际上非常短。我常常有感于中国学生的思想过于复杂，学习的负担也过重了一些，往深里想，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人生残害。革命时代既然已经过去，就让孩子们该单纯的时候就单纯一些吧。”

　　在基础教育中，不应该着重于批判，而应该着重于孩子精神世界的建设。鲁迅的态度和这位学生家长的意见，传达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