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瑞芳的新书《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里,有易中天这样一句话:“直,爽,又好玩的马瑞芳,是《百家讲坛》里最有人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教师节前夕,《解放周末》专访桃李满园、著作等身的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品味她的“直,爽,又好玩”,倾听她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这一辈子被闲书“套牢”
在一次国际红学会议上,一位红学家引用王熙凤的名言:“谁又是12个月生的?”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就像太阳有日出日落,月亮有阴晴圆缺,哪个人不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马瑞芳站起来质疑说:“那可不尽然。为什么?因为我本人恰好是12个月出生的!”
1942年,马瑞芳出生在山东青州一个回族名医世家。祖父马德甫是清代名医。父亲马楚珍,既是名医,又是无党派爱国人士,建国前后为党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没料到,马瑞芳这条小命却差点丢在父亲手里。
母亲怀上她时,马家不久前刚出生了一个孩子。父亲断然决定:中药堕胎!
几帖药下去,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胎儿不肯退出已占据的阵地,但3个月却不见长大。父亲束手无策,只好将难题交给他的老爹。
“寒裹胎?怎么?”祖父诊过儿脉,疑惑不已,“你用了虎狼药?”
父亲只好老实交代:孩子多,太累……话没说完,被祖父“咄”地一声喝住,“蝼蚁尚有生的权利,怎能在儿女身上伤天害理!”祖父明确诊断是女孩后,立即开出暖胎药。
9个月后,马瑞芳呱呱落地。
“直到40岁后,我才有使用冰箱的荣幸。岂不知我自己还是生命雏形时,父亲竟以他的医术在母亲体内为我建了个冷藏箱,将我冷冻了3个月!”马瑞芳乐呵呵地说着。
马瑞芳的母亲读过私塾,对闲书(当时对“小说”的通称)手不释卷。母亲出嫁时,诸般嫁妆齐全后,曾外祖父又让人专门制作一个大楸木书箱,分成两格,将诗词小说尽排其内。
马瑞芳的母亲恪信“唯有读书高”,无论男女,孩子都要入学读书。1948年,马瑞芳上学了。乱闹乱跑乱瞧之中,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马瑞芳发现了益都县图书馆:路边3间门面,十几个书架插满“闲书”,还有个摆小人书的阅览桌。马瑞芳立即拖不动脚了。
从此,一到放学后,她就钻进了县图书馆。“那时看《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感动得热泪滚滚,哪能想到几十年后有幸跟贺敬之、马烽这些前辈随意聊天?看小说《西游记》总将章首的诗词忽略不看,哪儿想到几十年后会给外国留学生剖析这些诗词的含义?”回首年少时,马瑞芳颇为感叹。
1965年,马瑞芳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母亲把当年曾外祖父给她做的木书箱送给了女儿,装了女儿的“闲书”。
“全家七兄妹,同走一条路上学,只有我一个人被县图书馆的‘闲书’套牢,从此不能自拔,几十年后自己居然也写起了‘闲书’。”
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直
大学毕业,马瑞芳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搞宣传。那时,一位名叫李志山的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止血粉,组织上派马瑞芳前去采访。她一出手,就是一篇《李志山勇攀科学高峰》的大文章。
此文发表后,被改写成一篇内部参考资料,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一时间,全国掀起学习劳模李志山的热潮。年仅23岁的马瑞芳出了名,立即被借调到卫生部。
当马瑞芳崭露头角时,文革爆发,黑云压顶。李志山被打倒,马瑞芳被定性为黑笔杆子。批斗李志山时,年轻的马瑞芳也被揪上了台。
造反派大喝,“马瑞芳,你编造假典型,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马瑞芳虽然年轻,但脑瓜好使,立刻蹦出一句话来,“毛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谁敢说他受骗上当,谁就是反革命!”
造反派傻了眼,不知该怎么对付,只好让马瑞芳“自行安排工作”,批斗不了了之。
回到原单位,马瑞芳得知原来的党委书记王磊被打倒,造反派都直呼他“狗王磊”。当时气氛阴沉,本来一个院子里相熟的人都不敢和他说话。
马瑞芳不理这一套。
两个人一碰面,马瑞芳打趣说:“狗大爷,您来了!”王磊也幽默了一把:“狗侄女,你好啊!”旁若无人,谈笑风生。
“他被打倒,我是黑笔杆子,半斤对八两,我怕谁?”至今,提起这段经典的问候语,马瑞芳还会笑得直不起腰来。
她深知,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之间的惺惺相惜,只有用这样的黑色幽默,才能苦中作乐,等待光明。
文革中,马瑞芳还听到了山东大学老校长的遭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仿吾校长在山大学生眼中,比万吨巨轮上小水兵眼中的舰长还神秘。师生们尊敬地称呼他“成老”。
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耿直倔强的老校长和冲锋陷阵的小将发生了搏斗。小将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语贴在成老胸前,被他一把扯掉;按他“低头认罪”,他昂首挺胸;小将怒发冲冠,读诗词以壮声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能!”
被扭作“喷气式”的成老,奋力抬头,高声断喝:“那个字不念‘能’,那个字念‘罴’(Pí,编者按)!”
掌声四起,旁观的师生潸然泪下。
“两次批斗中,他竟然都纠正了这个字的读音。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可笑,都把你打倒了,你还那么较真干嘛?但作为大学校长,他不能容忍学生念错别字,哪怕在批斗自己时。这就是精神的闪光!”马瑞芳回忆说。
从那时起,马瑞芳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文革一结束,马瑞芳撰写了一系列回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散文,文坛称之为“教授散文”。
“他们正直、善良、铁骨铮铮。”在如今忙于追名逐利的社会里,马瑞芳笔下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快灭绝的“珍稀动物”。
“在您看来,一位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记者问道。
“正直,不说假话!”马瑞芳不假思索地回答。
说得不对,我就要拍案而起
“我老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就像市场上那些最不受欢迎的货物,‘论堆卖’了。”马瑞芳甩出一句自嘲,令人喷饭。
前辈的耿直影响了马瑞芳,她习惯了直话直说,不吐不快。
有一回,有关部门来学校检查。一位官员说,学校配给教师每人一台手提电脑,这不合适,可以几个人合用一台嘛。
校领导不敢说什么,其他学科带头人也没吭声。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导马瑞芳一个人站出来,当着这位官员的面说:“你讲得不对!现在,手提电脑就像手机一样,对每个老师来说都是必备的。说个笑话,要是我在共用的一台手提电脑上写了一篇文章,被其他的老师拿去发表了,这算谁的?”
顿时,语惊四座。那位官员说,那这就算了。
接着,又一个官员指出,一个老师配一台打印机也没必要,稿子写完后到教研室去打印不行吗?
这回还是没人敢吭声。
又是马瑞芳站出来说话了:“这你讲得又不对了。我离学校远,坐车要半个小时,骑自行车要45分钟,但这还算近的。其他老师有的一趟要走一个多小时。为了打印一篇文章,难道让老师们来回花上3个小时吗?”
话毕,官员再次折服。
散会后,老师们冲着马瑞芳说,“马老师,彻底服了,您胆儿真大啊!”马瑞芳笑着说:“说得不对,我就要拍案而起。”
在面对一些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问题上,马瑞芳更是一点也不含糊。
改革开放之初,马瑞芳在中文系带一批外国留学生。那时候,谈论到某些问题时还比较敏感。在课堂上,马瑞芳经常会碰到一些给她出难题的学生。
有一回上课讨论猪八戒的形象。有人认为他代表中国农民,有人认为他代表市民。这时,一个英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马老师,我认为猪八戒代表了中国的一些领导干部。”
马瑞芳脑子一转,反驳道:“你讲得不对!你看过十里长街送总理吗?大家眼含热泪在冷风中送别人民的好总理,他才是中国领导干部的代表。”
这个留学生没有吭声。后来他在课间发出了一句感叹,“马老师,我不忍心反驳你,周恩来不仅属于中国,他还属于全世界!”
这个故事被马瑞芳写进了一篇散文,先在天津《散文》月刊发表,后来香港的报纸转载时,题目改成了《周恩来属于全世界》,在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发表。
“一方面我要教给他们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我还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那是对你的考验,你如果不吭气,他就会张牙舞爪。但是我迎着上,就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一个学者在国家利益可能受损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老老实实承认我错了,天塌不下来
上《百家讲坛》时,易中天评价马瑞芳:“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就马上接受。这就是爽!”
1980年,马瑞芳开始研究蒲松龄。当时山大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室。研究室主任、马瑞芳的老师袁世硕教授交给她一个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写一本《蒲松龄评传》。
“那时真用功,5年里做了上万张卡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马瑞芳发表了国内学界第一部《蒲松龄评传》。当这本书受到学界泰斗程千帆和大散文家刘白羽的青睐时,马瑞芳感到有点飘飘然了。
8年后,在《蒲松龄研究》杂志上,一篇题为《〈蒲松龄评传〉指谬》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马瑞芳著作中的错误。上来就是一二三四,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马瑞芳刚看了个开头,就上来一肚子火。但她再仔细看下去,咦,有道理,好几个地方都说得很正确。马瑞芳的头上冒出了冷汗,她拿出了自己的书,把出错的地方标出来,提醒自己改写过来。
“老老实实地承认我错了,天塌不下来!反而可能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陈代谢。”后来,马瑞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找到了写批评文章的杨海儒先生,当面感谢。
有人好奇,马瑞芳研究了二十多年的蒲松龄和聊斋,个性会不会受到蒲松龄影响?
“非也!我一开始,越研究越喜欢他,后来越来越不喜欢他。”
“为什么?”
“我不喜欢蒲松龄身上的酸腐气,老想不开。50年如一日就为了考取举人功名,还模拟给皇帝写了那么多奏表。他笔下那些美丽的爱情最后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马瑞芳的个性与蒲松龄截然相反。
1992年,马瑞芳随着中国作协到新疆采风,此前她还在为自己卡在副教授“扶正”的事情上不高兴。理由据说是因为“年轻”。自从听到了维吾尔族朋友说的“副伤寒”的故事后,马瑞芳豁然开朗。
这是“文革”后幽默的维族朋友编的一个故事———
一个维族人得了病,上医院去看。医生诊断他为“副伤寒”。诊断书一下,这个维族朋友火了:“我们嘛,革委会主任,副的;得了个伤寒病嘛,还是副的。把正伤寒,给写上嘛!”
当时,负责接待马瑞芳的一位粮油店经理叫艾买提,马瑞芳开玩笑说:“艾买提,你这个粮油商店经理,当然也是个副的了?”
艾买提一愣,马上开怀大笑,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亲切异常,说:“一点不错,我这个经理也是副的!”
听到这句话,50岁的马瑞芳突然悟到了什么。“洒脱一点,只管前行!管他什么正的副的、亲的疏的!只要无愧于心就行!” 就是在新疆,马瑞芳拿定了回校后的“大政方针”:做自己乐意做、能够做的事。
回校以后,马瑞芳立即着手撰写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一年之后,40多万字的小说问世,引起轰动,各地报纸争相转载,还获得了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大奖。
接着,马瑞芳继续一边搞教学,一边搞创作,每3年一部长篇小说,在1996年和1999年又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天眼》和《感受四季》。10年里,三部小说,三种视角,三种境界,150多万字,百余位人物形象。手指,写出了腱鞘炎;知天命之年,学会了用电脑。作品出来了,正教授职称也自然而然评上了。
现在的马瑞芳,是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山东省人大常委等社会职务。
“好像很多事情,你越是不去刻意追求,它越是会来。”马瑞芳爽朗大笑起来。
没心没肺,没大没小,成天偷着乐
从采访开始,马瑞芳总是会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笑得一屋子阳光灿烂。
本以为这位耕耘四十多年,研究领域从《聊斋》跨越到《红楼梦》,桃李满园、著作等身的学者,一定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太太。但听她对《百家讲坛》其中几位主讲人的评点,诙谐幽默,妙趣横生,让人笑破肚皮。
《百家讲坛》里,绰号满天飞。“易大佬”易中天,“小妮子”于丹,“老笨”王立群,“老爷子”阎崇年……几乎所有的“坛主”都逃不过马瑞芳这张嘴。
于丹说,《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间关系这么融洽默契,很大程度因为有马老师,她是大家的“性情枢纽”。“我们都学着她说着那不靠谱的话,叫着绰号,特开心。她一到北京,大家就嗷嗷叫要聚会请客。”
脱下了学者的职业装,说出了学者的真性情,马瑞芳将教授们的内心、为人、生活一起亮了出来。
“易中天的个性,更接近在新疆独子山山坡上,拖着像易阳阳(易中天的爱犬,编者按)一样漂亮长尾巴的旱獭,在蓝天白云下,在茵茵绿草上,自由自在,跑来跑去。”
“于丹,蒲松龄笔下那些最优美的女性———聪慧美丽,处变不惊,与人为善,口才出众的狐狸精。”
“王立群,一个账目永远扯罗不清的账房先生,一个艰苦奋斗的典型。”
……
《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出来后,易中天一个电话打来:“姐啊,这张魔鬼的床真是好看!”
“我就是个没心没肺,成天偷着乐的人。”马瑞芳笑呵呵说。
女儿留学,马瑞芳送行,一路嘻嘻哈哈。到了机场,一声“再见”,大手一挥,马瑞芳就这么把女儿送走了。
女儿到了荷兰抱怨说,“妈妈真不像话,和我一块来的一个同学的婆婆都哭得一塌糊涂,你还是我亲妈妈哩。”
马瑞芳揶揄道:“你到欧洲留学是去奔锦绣前程了,狗笨(马瑞芳家的宠物狗)丢了就成流浪狗了。”
在家,儿女直呼她“胖妈”,孙子喊她“奶胖”,没大没小。
今年8月15日的上海书展前夕,女儿在临行前问马瑞芳,“胖妈,要是你的书没人买怎么办?”马瑞芳笑嘻嘻说,“那我就夹着我的胖尾巴灰溜溜地回来呀!”
“没想到上海的读者这么友好。”书展上,仅签售一小时,马瑞芳的手腕就抬不起来了。
马瑞芳到深圳去讲课,上完课就跑到音像城。一到那,挑了一大筐正版碟片,《福尔摩斯侦探案》、《克里斯蒂断案》、美国的《24小时》……前一阵子网上热播《越狱》,马瑞芳也跟着儿子挤一块看,每天盯着问,“下载了没有?下载了没有?”国产电视连续剧里,她最喜欢看《亮剑》,“我觉得日子就要这么过!”
每逢长假,有人找上门请马瑞芳讲课。马瑞芳说:“不去。第一,我不缺钱;第二,我缺时间。”
“一个人需要多少钱?又能花掉多少钱?”马瑞芳和她家“领导”,一位是古代文学博导,一位是现当代文学博导,一顿饭,几张薄饼,夹着韭菜,就这么吃。
“那您都把时间花在哪儿?”
“我宁可拿来看侦探小说。”老太太眼睛眨巴眨巴,顽童一般调皮,“这多好玩。要我去讲那重复了几百遍的话,还不如去看我喜欢的小说和电影。”
辛勤耕耘四十年,今年65岁的马瑞芳准备卸甲归田。
“我哪儿也不想留。趁着自己还能爬得动,我要到处玩玩。”
真是一个“直,爽,又好玩”的马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