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对于张学良为什么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Royal　Leonard)，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张学良从西安机场上飞机到南京机场被扣押的全过程。1943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伦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I　flew　for　China)》，该书第五节“扣留蒋介石”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据说国内尚没有此书中文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现将伦纳德先生的这一段回忆译出，略有删节，个别地方不一定准确，仅供读者参考。

　　少帅(指张学良——译者注，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

　　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译者注，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

　　圣诞节中午，我的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以危险的速度开到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送我回家。我抓起旅行包，捎上塔雷廷名牌公文包，向机场奔去。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做警戒，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登机后一分钟即做好起飞的准备。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锃亮的乐器排在一旁。

　　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拥，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只见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中国女人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很混乱。我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准备好了。”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传给我一张纸条，叫我降落在潼关的战壕上，这里少帅的部队和政府军旷日持久的战斗仍在继续。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

　　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我的飞机在潼关外面的战壕网上盘旋，并投下了和平的信息。

　　“没有人送信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他回答说：“没有，西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拥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我们杀了他”，其中一位士兵问，蒋夫人有力地说：“不许这样，让他独自走。”　

　　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不一会儿军官们就组织起业余欢呼方阵，有的人眼中闪着火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对他们而言，总司令是死而复活了。然而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客待遇。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飞过一个军事机场，那里很乱，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曾警告他“小心”，“也许你不在乎某些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您和我们一起，不要作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头一回掉下眼泪，用双手捏住我的手。　

　　“谢谢”，他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他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　

　　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阻隔了他和朋友及敌人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过去的朋友面前，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魏龙泉）

　　(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