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五十二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而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风采不复存在。

　　1934、1935年，分别有两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他们是溥仪和汪精卫。

　　汪精卫与溥仪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这一年是晚清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四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

　　时间走到1935年，先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汪精卫，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没有直接关联。但再过五年，他们两人就走到了一起了。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东北溥仪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历史竟是如此变幻莫测！那位早年一身豪气、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家，二十几年之后，与载沣的儿子溥仪共同成了日本的傀儡。

　　1935年时，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五年后的演变。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他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上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的资历与名望，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7年之后，汪精卫虽屈居蒋之后，但仍一直是蒋在国民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先后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间，刀光剑影中他们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即便汪精卫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有意思的是，《时代》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须——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每隔几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一切开销均由政府支付。1932年，委员长对汪颇为恼火，‘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好几个星期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为丈夫的未来进行讨价还价。这时在逃的汪认为，就纯正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来说，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落后分子，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来说，蒋又是个胆小的懦夫。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回到了他以前的职位，出任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上周，急于要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可以从研究汪颇像鲸鱼的须子一般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他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外交部政务次长许谟去年很好地归结了汪的执政哲学:幅员广阔的中国可以大胆地与小日本冒险赌一把，因为‘中国最终不会输’！”(《时代》，1935年3月18日)

　　想冒险赌一把的汪精卫，把与日本讲和作为外交的基础，这成了他的罪责，从而招致了1935年的被刺杀。

　　他的一生竟与刺杀如此有缘！“暗杀的原因”——在讲述汪精卫1910年行刺摄政王载沣的故事时，1935年3月的《时代》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然而，谁能想到，八个月后，1935年11月，“鲸须汪”就将因为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虽未当场丧命，但留在体内的子弹，后来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

　　“鲸须汪”转眼间就跌落于一片诅咒声中，并将继续朝黑暗的远处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声名前后如此之悬殊，有谁能超过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