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要求我介绍几本“新闻人的必读书”。在这个行当里干了近30年，如果真有这样“不读何以干新闻”的书，一定会像兔子一样从记忆里跳出来——可惜，竟然没有！我只好老实回答“好像没有，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就写写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吧！”编辑又云。我开始拼命回忆，结果有些惨不忍睹。比起今天在书店里琳琅满目厚似砖头的新闻专业著作来，让我们这一代人入门的书籍，顶多算是一些“小册子”，可是，要说这些小册子对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没有发生过影响，那就太不厚道了。如今这些颇有纪念意义的入门读物，东借西借，在书架上没剩几本，只能凭记忆来聊聊了。

　　我1979年开始当记者，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文革”开始时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报》，开始招募复刊后的第一批驻各省记者。此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闻专业毕业生要3年以后才能毕业，报社只能从“自学成才”者中寻觅。这第一批招进来的人，在那个时代堪称不错，大多在当地小有文名，有的还得过省级剧本大奖。我却是凭能说一口蒙古话蒙混过关的，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更不懂得新闻是什么。在一本供报纸通讯员启蒙的小册子上，我第一次看到，新闻要有“导语”，而导语是一条新闻“最重要的部分”，十分纳闷：“最重要的东西写完了，那下面还罗嗦什么？！”

　　不懂不怕，无非是需要恶补。当时也出版了一本国内大学使用的“新闻基本理论”，死活读不下去，原因大概在于，这不是作者独立思考的成果，照本宣科，只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这在我看来是不能服人的。我们开始注意有什么国外的书籍。

　　1980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报刊的四种理论》。说是小册子一点也不过分，记得才卖5毛钱，灰色封面，还没有小拇指厚，作者是韦尔伯·施拉姆等三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这本书实际上是本老书，英文版是1956年出版的。我们也不知道作者是什么人，然而阅读经验却是以往所没有的——我在读完第一遍后，立即开始从头再读第二遍，读完仍意犹未尽。这本书虽然是本理论著作，但同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视野，它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报刊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里报刊的形式又有极大差别？例如，为什么苏联的报刊不同于我们的报刊，而阿根廷的报刊又与英国的报刊不同呢？”很明显，这就是我们入行后要问的问题，以致我一度认为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写的书。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作者和这本书显赫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将当代世界的媒体理论概括为四种：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维埃理论。其中苏维埃理论是集权主义理论的变种，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修正。作者旁征博引，叙述精炼而易懂，几乎没有一句废话，堪称文风典范。对我本人而言，这本书的作用，在于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共同体”，开始了解这个行当从诞生起的哲学基础、社会物质条件变革以及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和互动。它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历史坐标，即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理论的支配下；而国际新闻共同体从何处走来，正在走向何方。不言而喻，它激发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思考：我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这种冥冥之中的责任感，后来竟支配了我和许多志同道合者的职业生涯。

　　受到这种新鲜信息的刺激，我们开始遍寻翻译引进的新闻书籍。在那个时代，禁锢犹存，1981年出版的一本黎信先生选译的《西方新闻作品选读》，书后没有价格，还赫然印着“内部读物”四个黑体字。在翻译引进上居功至伟的，要属新华出版社。

　　1983年，新华出了本《风云人物采访记》(嵇书佩等译)，也算是小册子吧，售价0.66元(两年后又出了续集，阿珊译)。同样，我们事先不知道作者奥里亚娜·法拉奇为何方神圣，只是见书就买。阅读体验有目瞪口呆之感。这位意大利女记者采访的都是第一等的国际政治大人物，然而这是在采访吗？唇枪舌剑、步步紧逼、正面强攻、侧翼迂回，遍布陷阱，虎视眈眈，不加掩饰的嘲讽，甚至还有肢体动作，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不得不穿着蒙面黑袍才能会面，又当着霍梅尼的面将黑袍扔在他的脚下，怒斥为“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相比之下，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最客气的一次了。可以说，她的采访就是层层剥去大人物的伪装，使其现出原形。

　　就采访风格和技巧而言，法拉奇是不可复制的。我的疑问是，既然所有的大人物都视她的采访为“一场灾难”，为什么又没有一个人拒绝她的采访，甚至以接受她的采访为荣？以色列的沙龙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被法拉奇问得焦头烂额之后，沙龙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我想，是职业气质和职业素质征服了这些大人物，在智力和勇气上，这个身高只有1米55的娇小女人，与这些国王、首相、总理、宗教领袖平起平坐，甚至更胜一筹。而大人物，总是愿意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人对话。法拉奇捍卫了新闻记者的荣誉。她真正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不是技巧，正是这种职业记者的气质。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本书是《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苏金琥、董乐山等译)，作者是一对父子，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这不是小册子，厚达700多页。将近20年后，这本书又在中国出版了第8版(展江、殷文等译)，内容几乎增加了一倍，价格则涨了40倍，真正的一块大砖头。为了怀旧，还是买下，几乎拿不动。

　　美国人写的历史大多好看，本书亦不例外。本书前言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相互自由传播而斗争的历史——把新闻发掘出来，进行解释，并在交换思想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我下决心读这本大部头的目的是，看看新闻自由是从何发端，经历过何种歧途和磨折，又是怎样发扬光大的。毫无疑问，因为美国开国宪法毫不含糊地规定了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因此，美国的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自由的“自然史”，它会告诉我们，在新闻自由“自然”成长的历程中，有哪些力量在发生作用，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利润的压迫或引诱上，新闻界和整个社会能做什么，真正做了什么。

　　我没有失望。这本书多处看得我心潮澎湃。很难想象在哪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上层精英为新闻自由作出卓越贡献。早在美国建国之前(1735年)，就发生了著名的报纸发行人约翰·彼得·曾格被控“煽动闹事罪”案，为他辩护并胜诉的是80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他后来被视为美国英雄，法庭辩辞也成为历史文献：“法庭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不是的！它的后果会影响到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而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则说：“我已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个显著的历程是，这座大厦的每一块砖石，几乎都由诉讼和判决构成，这里有前仆后继的报纸发行人、杰出的编辑、记者、雄辩滔滔的律师和对国家命运深谋远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也正是在这种“先天”自由的环境下，美国的媒体经历了自身成长的剧痛，报纸也曾沦为政党的工具，也曾充满谎言、诽谤和恶毒攻击，也曾低级下流，美国社会对媒体的批评从未停止过。也许，这正是新闻自由的必经之途，只要新闻从业者有能力思考和应对，有能力自我完善，新闻自由的大厦就永远不会倒塌。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五六年当中，我们大概搜罗到了当时所有翻译引进的新闻方面的书籍，其中既有新闻理论，也有采访、写作技巧，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新闻作品选编，每一本书，都有独到之处，引发我们的赞叹和揣摩，譬如那本《外国新闻通讯选评》(长征出版社，黎信、蓝鸿文主编，1985)，其中《“老报童”罗伊死了》最让我们津津乐道。而1970年代末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的四册《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8，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几乎被读烂，后来不得不又买了一套。我们惊叹历史竟能由新闻记者这样生动地写出来，威廉·曼彻斯特一时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梦想有一天也能像他这样用新闻笔法写出一部历史。

　　至此，我的新闻启蒙期大概就结束了，这完全是通过阅读完成的，而阅读，肯定是最好的教育。(作者:李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