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3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刊文《易中天在香港品人论史》报道易中天的讲史观，易中天称，香港有个“游荡罪”，自己和于丹以身试法冒着游荡罪的风险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过去的问题是，民间的传承和学院的传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一座桥梁、一个中介，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两种传承方式相互对接的平台。
如下是该文内容摘要：
陪易中天在香港湾仔一家餐厅用餐，有一对中年夫妻上前来，男士用生硬的中文问：“请问，你是易中天先生吗？”“是啊。”易中天点点头，他心里还以为是大陆来香港旅游的观光客。“唉呀，你的《品三国》讲得好啊。”那女的急匆匆说。见这对夫妻说话时的中文有些生硬，易中天就问：“你是香港人，还是从内地来的？”“我们是正宗香港人。”“你们怎么能看到我的节目呢？”“中央四台播的，昨天还在播你的节目。”于是，这对夫妻兴奋地用手机与易中天合影。
易中天从香港去澳门，在澳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关员一见他就说：“欢迎你来到澳门，我看过你的节目，太喜欢了。”在中国大陆已成为“明星学者”的易中天，其影响力在港澳也能感受到。在铜锣湾一家二楼书店，易中天新书海报，竟然比刚刚在全球首发的《哈利•波特》终结篇的海报还要大一倍。走进香港会展中心，书展通道走廊悬挂的宣传海报，最显眼的就是易中天、于丹和莫言的，易中天那海报上，醒目的四个大字“学术超男”。当有人问他对此的感觉时，易中天重重叹道：“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了。”
对自己在香港有如此知名度，如此受读者欢迎，易中天自称“多少有点意外”。他说：“广州人是不看中央电视台的。不看的原因主要是语言障碍。由此推论，香港人也不看。香港人听粤语听惯了，觉得听普通话没意思，品不出那个味道。你用普通话说事，北京人听了哈哈笑，广东人觉得没什么好笑。我去看粤剧，全场哈哈笑，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笑。没想到香港、澳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我的节目，我当然很高兴。”
易中天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本来就是南北通吃的，唯一忧虑的就是粤语地区，这块地方我可能没办法。当然，在广州地区，我的书也卖得好，文字阅读和语音不一样，文字阅读没有障碍。一般作者主讲，在北方受欢迎，不一定在南方受欢迎，在南方受欢迎，就不一定在北方受欢迎，南北通吃的很少。因此，我一直以为粤港澳地区会有问题。在香港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节目，是我没想到的，我非常高兴。”
在今次香港书展期间，易中天除了与于丹有一场对谈外，他还有一场专场演讲。讲题是“品古人品名人”，副题是“我们怎样看历史”。他在演讲中，以诸葛亮这个既是古人，又是名人的人做案例分析，阐述今人怎样看待历史。他认为，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作为研究者，不应该允许自己喜欢哪个人物，要尽量客观。
他说：“整个《品三国》节目要传达的是这么一个观念，即不要像很多网友那样，非要站在哪个立场上。节目播出后，我发现很多网友是有立场的，曹操立场的就要骂诸葛亮。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古人，都是我们的历史，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只是各有特色。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挖掘出来，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的东西，汲取他们身上的各自的教训。这是我的基本观念。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人再好，也会有人性固有的缺点，一个再坏再恶的人，内心深处也会有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或者说有值得同情的一面。有些文人看不懂，总是认为我在给古人名人刻意做翻案文章，我抱着无限的同情去阅读那些批评文章。这是受了传统历史观对他们的毒害，总要分善恶、忠奸。”
易中天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尽量不带自己的好恶与立场。他说：“要设身处地替人想，每个人物，你都要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多一分同情和理解，以前之所以有那么多误解，好像我是曹操集团的。其实，我是顺着秩序往下讲的，现在还没有播出的，有六集讲诸葛亮，六集讲孙权，还有四集作总结。现在有曹操集团的人开始骂我，说我叛变了，要说诸葛亮的好话了。其实我自始至终是一个态度，对所有的这些历史人物，都要抱有理解之同情。我在讲曹操的时候，观众就说我这个人就是曹操。可能我在讲诸葛亮的时候，讲孙权的时候，观众又会说我这个人就是诸葛亮，就是孙权了。”
易中天早年写过一本书《帝国的惆怅》，书中讲了明朝权臣严嵩。他是公认的大奸臣，干了很多坏事，但易中天觉得他很可怜，寄予同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为了拍皇帝的马屁，竟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皇帝喜欢炼丹，炼那长生不老药，丹炼成了，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人试验，严嵩去试验，先吃一粒，而后写实验报告，人们说他是奸臣，易中天却说是忠臣，最后被皇帝说抛弃就抛弃，完全是冤案。易中天说：“难道他没有值得人同情之处吗？这样的眼光看历史难道不对吗？非要提到某个奸臣时，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表现出你的道德感。我看，很多人是在做道德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对历史人物的真实了解，原原本本告诉我的观众和读者，告诉他们世界没有那么简单，人性也是复杂的。”
在香港书展的各个场合，人们总是会问易中天，为什么他讲历史与别人不一样，能赢得那么多观众和读者。他自称犯了“游荡罪”。他说：“香港有个游荡罪，我和于丹以身试法，冒着游荡罪的风险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长期来，历史的传承，民间用民间的方式在传承，学院用学院的方式在传承。过去的问题是，民间的传承和学院的传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一座桥梁、一个中介，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两种传承方式相互对接的平台。平台搭建了后，需要有人在中间走来走去。我和于丹不过是不怕犯游荡罪而走来走去的人而已，如果说我们引起了什么反响，用传媒的话说，引起了风暴之类的话，那就是让历史从大众走向书斋，从书斋走向大众，大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路可以走。”
看到香港有这么多人热情高涨地来书展买书看书，他很高兴，说“读书是一件好事，读书的人多，更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全民阅读，先要让大家爱读书。一位女记者问他怎么能让大家爱读书呢？他反问：“我问你，你怎么能做到让一个男人爱上你？可爱的人才被爱。如果一个人是可爱的，就肯定会被人爱上，挡都挡不住。不是有不少网民说，嫁人要嫁易中天嘛。要让大家爱上一个人，就是要让这个人可爱。如果要让全民爱上读书，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书要可爱。你板着一张教师爷的脸，开口就训人，写的书谁都看不懂。出来的书没人读，活该；卖不掉，活该。除了个别的出于科学研究必须出版的供少数专业人士读的书以外，我主张大量的作品应该推向市场，由市场来检验。”
香港书展的活动结束之后，八月上海书展也请他和于丹去对谈。接着他会好好休息一段日子，看看书，还有一些文债要还，而后没有什么计划。他说：“我不说什么‘封笔’、‘封口’之类的话。到时再看灵感。我做事情的特点是决策靠灵感，执行靠计划，一旦决定要做这事情，计划性就非常强。我到一个地方，是要求接待方打出单子的，几点几分干什么。但是，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我是靠灵感的。”(江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