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距离丝路名城敦煌几百公里的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震惊世界的蘑菇云。“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当电波把这一特大喜讯传到中南海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兴高采烈，心潮澎湃。但不一会儿他又浓眉紧锁，一语不发，像在沉思着什么重大问题。他严肃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好久之后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马上让国家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和敦煌联系，问一下敦煌人民受到影响了没有？莫高窟损坏了没有？”不久，正处在狂欢喜庆之中的中共敦煌县委领导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便先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当大家得知这是周总理指示发来的电报时，心情更激动了。很快，在中南海，工作人员向周恩来及时做了汇报：“据电传，敦煌人民目前未受影响，莫高窟也安然无恙。”周恩来这才舒展双眉。随后，他先后派出10批由北京医疗单位专家及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赶赴敦煌，深入到敦煌城乡和莫高窟，给人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并设立了专门的防疫机构——省红十字会，随时监测可能由核辐射引发的疫情。周恩来同时还指示铁道部，要加快正在进行的敦煌莫高窟大规模加固工程进度，确保这座艺术宝窟能完整保存下去。

　　虽然周恩来日理万机，生前一直没能亲自去敦煌视察参观，但他却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远见卓识关心着敦煌艺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往事。至今，敦煌研究院的老专家们还念念不忘他当年对莫高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兴致勃勃 两次参观敦煌画展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重庆七星岗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向社会各界广泛介绍莫高窟自北魏以来，历代连续开凿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艺术成果，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当局无理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抗议。瑰丽多彩的敦煌艺术轰动了山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展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参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共产党的周副主席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来神采奕奕，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走进了展厅。

　　他一边仔细地观赏着敦煌壁画临摹本，一边认真地听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讲解。听着常书鸿浓浓的浙杭口音，周恩来亲切地问：“常先生也是浙江人？”当听到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常先生和我算是老乡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和杭州相距才百余公里，我们今天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幽默风趣的谈吐让正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感到了一种温暖和亲切。

　　参观欣赏了敦煌壁画临摹展后，周恩来对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常书鸿等人在艰苦环境中保护敦煌艺术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勉励他们不要屈服，要坚决同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径做斗争，最终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短短的一席谈话，使在国民党当权派面前受尽白眼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备受鼓舞，他们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知音，共产党人对文物保护工作如此重视。此后，经广大爱国人士和著名学者向达、夏鼐、傅斯年和常书鸿等人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1948年5月得以恢复。而此后，周恩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对敦煌艺术的关心和关注。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历经劫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迎来了光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属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指示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敦煌艺术画展。这一年的元月，常书鸿接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电报，要他将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来说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常书鸿和全部工作人员马上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画临摹本，连夜赶往北京。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郑振铎亲自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常书鸿任副组长。大家经过4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展览于1951年4月下旬筹备就绪，准备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

　　就在展览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常所长和女儿常沙娜与历史博物馆的张秘书正在对整个展品做最后的检查校对时，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要来画展会场参观。听到这个突来的消息，常书鸿显得有些慌，他为难地说：“今天是星期日，同志们都不在会场。”对方问：“你是哪位？”常书鸿报了名字。说：“只要你来接待就可以了，请你在下午3时准备接待，不要外出。”

　　这天下午2点，常书鸿和女儿沙娜与张秘书早早来到午门楼上等候。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2点半时，常书鸿看到一辆小轿车从端门朝着午门开过来，最后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从车中走出来，把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下车的首长身上。常书鸿和张秘书马上走到前楼台阶上迎接。这时，下车的首长已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台阶。当周恩来那张慈祥而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俩面前时，常书鸿快步向前激动地紧紧握住总理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恩来看到他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时，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他热情地说：“七星岗看过你们的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已经五六年了，那次只有20多件展品，这次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说：“当年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们信念，使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坚持工作。”

　　在布展会场，周恩来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一边和常书鸿交谈，询问了他们解放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敦煌艺术的历史、渊源和这次展出的有关内容。看着1120件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的历史壁画和彩塑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他高度赞扬了常书鸿他们舍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他说：“看了这么多展品，使我大开眼界，相信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

　　看到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展品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常书鸿说：“你的女儿继承了你的事业，敦煌艺术可有传人了！”当听说常沙娜刚从美国波士顿留学回到北京就参加了这次“敦煌艺术画展”时，周恩来鼓励常沙娜说：“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有学问有才能的年轻人，回来建设新中国很光荣啊！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句话，本来打算和父亲同去莫高窟工作的常沙娜后来来到正缺少师资力量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做了一名助教，把敦煌艺术搬上了大学讲台。后来她还参加了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把敦煌艺术广泛地运用到了建筑实践中。

　　在参观第三陈列室——《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文物罪证》，看着被劫掠到英、法、俄、美等国的敦煌文物清单表格和文书照片时，周恩来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举国动员起来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你们这个画展必将起到激发我们爱祖国、爱祖国灿烂文化的作用。”

　　周恩来还亲切询问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常书鸿如实地汇报了莫高窟年久失修、千疮百孔、亟待抢修，以及专业人员需要补充等问题。周恩来仔细听取了汇报，指示有关部门想办法解决，鼓励他们做一辈子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他对敦煌艺术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群众竞相参观。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外交部还专门抽出一天时间用来接待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将我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推向世界。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这次展出起到了推动爱国主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教育作用。全国多家报纸、杂志都纷纷撰文介绍敦煌艺术。

　　展览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表彰大会，周恩来亲自签文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郭沫若亲笔书写了奖状：“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艺术伟利，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状，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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