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一名战士讲述自己元帅的历程，他的思绪肯定会回到那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但如果要一名后辈去回忆自己长者的时候，他更喜欢谈论的是那厚重又难得的亲情。

　　在北京鼓楼外大街上的一家饭店里，朱德的女婿刘铮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刘铮娓娓讲述着他记忆中的朱德——一个普通而又充满了人格魅力的老人。

　　康克清拍板同意婚事

　　记者：您是如何与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相识、相恋然后走到一起的？

　　刘铮：我当时随着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到苏联使馆工作，主要在使馆办公室工作，因此留学生们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我这里寻求帮助。留学生们每个周末都会到使馆来，一是看看文件、听听报告，以了解国内的情况。另一个就是平常苏式的饭菜吃多了，周末到使馆来吃顿中餐，改善一下伙食。就这样我与留学生们就熟悉了，其中也包括朱敏。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朴实、诚恳，不像有些高干子弟那样摆架子，因此我们很快就熟了。

　　记者：您和朱敏老师的爱情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呢？

　　刘铮：开始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我们在1950年认识，生活中经常相互倾诉一些快乐和苦恼，慢慢就产生了感情。她后来就跟家里、使馆说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记者：从相识到最后走到一起的过程顺利吗？

　　刘铮：我们在结婚前有一个过程。她毕竟是朱老总的女儿，我们的恋情还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但我们都很坚持，认定了就是他(她)了，决心很大。

　　记者：朱敏老师家里的意见呢？未来的岳父岳母是怎么样认识和了解您的？也会有一个考察过程吧？

　　刘铮：是的。后来康克清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妇女大会，回来的时候经过莫斯科。她是特地来考察我的，不过我本人并不知道。使馆让我送一份文件到她住的酒店去，这事我没多想，就是送一份文件嘛！老人家见到我很客气，问我“什么时候来苏联的？”“在这边怎么样？”“家里怎么样？”等一些很平常的问题。谈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回来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老人家这是在考察我，直到后来朱敏告诉我。

　　记者：当时康克清对你们的第一次见面有没有说什么？

　　刘铮：没有。无论是康克清还是朱敏，都没告诉我那次会面对我的印象。不过康克清事后就跟使馆拍板，表示同意我们的婚事，政治上的考察也没有问题。1952年，我和朱敏结婚了，张闻天夫妇在使馆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请留学生们和工作人员都来，大家吃吃喝喝都很高兴。

　　他更多的是谈国家未来

　　记者：您是结婚回国后才第一次见到朱老总，那个时候紧张吗？

　　刘铮：1953年我们从莫斯科回国。就要见到朱老总了，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对他的脾气不了解，只是知道他身经百战，现在又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还是非常愉快的，我也不知不觉就放松了。

　　记者：当时对朱老总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刘铮：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板着面孔一脸严肃的叱咤风云的元帅，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很普通的长者。他问了我们在莫斯科的情况，结婚后的生活，嘱咐我们要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考虑到我们刚回国的一些实际困难，老人家就说：“你们刚回国，暂时就先住在我这里吧。”就这样，我们在中南海与老总住在了一起，他把一楼的两个房间给了我们。他自己的卧室、办公室在二楼。

　　记者：老总和你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经常说起当年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

　　刘铮：很少，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说起过去那些战斗的岁月。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为了现在的幸福生活，他偶尔会去回忆，但说得不多。他更多的是在谈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这些才是他更关心的。

　　他让我们住进集体宿舍

　　记者：您和朱敏老师的第一个孩子是老总带大的吧？

　　刘铮：是的。1953年，我和朱敏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名字是老人家给起的，大名叫刘建，小名叫“建建”，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意思。

　　记者：朱老总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外孙？

　　刘铮：老人家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经常抱他，带着他散步，暑假的时候也带着他到北戴河去游泳，祖孙之间的感情很好。不过喜欢归喜欢，但绝对不是溺爱。因为老总周末的时候会用车拉着孩子到香山去玩，后来孩子也习惯了上老总的车。有一次老总要去上班的时候，建建就偷偷爬到了车的后座上，结果被老总发现了。老总很严厉地对他说：“这车是工作需要，公家给我的，你不能随便上。”从此以后，孩子就不在工作时间上他的车了。

　　记者：从苏联回来后，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方面，您有没有因为是朱德的女婿而得到特别的照顾？或者说自己觉得有些特殊？

　　刘铮：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单纯，我的想法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朱德的家人什么的。在经济上因为当时是供给制，各方面都有保证，也不求奢华，大家都很安心。

　　记者：朱老总平常关心您的工作情况吗？

　　刘铮：老总对我们的关心主要还是工作上的。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在客厅或他的办公室里，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他很随和地问我工作是否习惯，有什么困难；还经常嘱咐我，要服从组织的分配，把本职工作做好，和同事要搞好关系，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要学习新东西，多接触新鲜事物，要有新思想，新理论。

　　记者：有没有挨过他的批评？

　　刘铮：他还真没有严厉地批评过我，一直都是循循善诱的方式。他一直是个非常平和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该严格要求的地方会严格要求，不过很少发火。

　　记者：在刘建1岁的时候，您和朱敏老师搬离了中南海。为什么一家人刚团圆不久又要分开呢？

　　刘铮：在建建1岁时，老总告诉我们可以到集体宿舍去住了。他说：“搬出中南海对你们有好处，出去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你们提高。孩子可以留在这里，我给你们管。你们出去了，不要担心家里，要一心一意全部放在工作上，将来要自力更生。”

　　当时我们对他的这个决定不是很理解，朱敏私下里也跟我说，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很正常，对于父亲的决定她有些想不通。但后来经过实践证明，我们才明白了老总的用意，他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工作上都养成自力更生的意识，意义重大。

　　[印象]

　　很多同事不知道他是朱德女婿

　　今年81岁的刘铮退休已多年，他身材高大，精神矍铄，记忆力非常好。在采访过程中，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人物都记得非常清楚。在回忆朱德元帅的时候，他更多的愿意谈起生活中的朱德——因为在他看来，那位一口四川话的老人，在多数时候，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朱德对于刘铮朱敏夫妇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回国后努力工作，自力更生，以至于身边的很多同事都不知道朱德和他们的关系。他们将这个好习惯也传给了刘建、刘康等儿女们。虽然年事已高，刘铮还是非常关心中国年轻一代的成长，“现在的社会和五十年前相比变化很大，生活好了很多，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是很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消费上，比如去网吧、酒吧里耗费过多的精力。”

　　在他看来，孩子们应该在与时代同时进步之时，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同时，国家和政府也应该多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他们的成长，全社会都有责任”。(记者 季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