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乏力，作家失语，中国当代文学沉寂到接近谷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也走向了极端：“垃圾”、“死了”等颇具暴力色彩的词汇接踵而来。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接受《财经时报》访谈时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朱大可被誉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独特的话语方式、冷静的洞察力在绚烂词汇的包裹下，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质感。在“文学垃圾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论调之后，作为对用词有着极强操控力和谨慎心的评论者，他还是选择了“垃圾”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文坛。

　　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朱大可对中国文坛的“垃圾场”评价，再次触动了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一些专业的媒体开始纷纷采访作家、评论家，试图以此为契机，探讨一下究竟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看看“垃圾论”和“垃圾场论”究竟能不能成立。我认为，这样的探讨是无意义的，源于浮躁言论而开往当代文学的讨伐军队，注定会像往常一样，轰轰烈烈制造一堆口水后无功而返。

　　“文学垃圾论”源自德国汉学家顾彬，虽然后来被证实这不过是重庆一家媒体偏离顾彬语意而进行的一次片面性报道，但这一观点还是在评论界和读者中激起了很大反响。顾彬在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从未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但之前被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假消息”，已经在无意之间触到了中国文坛的“真问题”。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不是垃圾”这个焦点，媒体很是热闹地讨论过一阵子。否认这个观点的，多驳斥顾彬对中国文化是“门外汉”，认为国外的学者不了解国内的国情。至于如何证实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垃圾，谁也拿不出充足的理论和证据。“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某个层面上几近成了共识。

　　诗人叶匡政去年曾发出“文学死了”的言论，作为同样的热点话题，这一言论要早于之前被放大的“文学垃圾论”。“死了”也好，“垃圾”也好，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无所谓哪种更夸张或更贴切，其目标所指，都是文坛和文学的病灶。当代中国文学的麻木已经到了不用重磅炸弹不足以引来震动的地步。长期以来文坛满足于圈子内互相吹捧和自娱自乐，缺乏自省能力。读者失望，舆论批评，甚至国外的汉学家都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麻痹症状。

　　朱大可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升华”到了“中国文坛是庞大的垃圾场”，其实说的实质问题还是一样的。在中国，文学是属于文坛的，如果文坛是一个布满蚊蝇臭味熏天的垃圾场，那么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所能生产出什么像样的“精神食粮”。读者对文坛的膜拜并没能促使这块田地中的人苦于耕耘和勤于打扫。找不到可以滋养精神和灵魂的文字，读者的疏离自然更使得文坛腐臭的速度加快。朱大可认为是“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和文学的核心价值蒸发导致了中国文坛的垃圾化。的确如此，从外在环境看，出版商对利润的追逐使得作品质量随着出版速度的加快直线下降，图书的商品价值超过了它的启蒙和教诲价值。从内在看，作家非但未能从浮躁的时代中挣扎出来，反而和各种商贩一道坠入了一切皆可交易的商品大潮中，物质交流天经地义，而精神的交易和灵魂的贩卖，使得作家从“身份”转变成了“职业”——而且这种职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自我或者传播观念，终极目标直指盈利。

　　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不应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最应说出这句话的该是中国的作家们。在朱大可的访谈之后，同一家媒体对作家阎连科进行了专访，阎连科说了一句话，认为自己的作品80%是垃圾。我不认为这是在迎合朱大可的“垃圾场”论，宁可认为这是作家的一种自谦，可如果咱们中国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样的自谦精神，“垃圾”的定论也不至于如此三番五次被戴在头上。是不是垃圾，最好由阎连科这样的作家来自己说，一般有自谦精神的作家，也通常具备自省的能力。我们相信，垃圾场上也会开出夺目的花朵。

　　中国作家是该到了拿掉面前用于自恋的镜子，把视线和整个人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时候了，他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有幸福和苦难，有喜悦和悲伤，有欢笑和泪水，不应沉迷于过去陈旧的记忆里，也不必刻意虚构可以逃避现实的海市蜃楼……

　　自朱大可之后，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应该转一个方向了，“垃圾”和“垃圾场”的评语已经达到了揭示文学痼疾和文坛重症的目的，到了批评的极限。如何让中国作家写出好作品，批评家和研究者是给不出具体的标准答案的，重建文学兴盛景象和架构文坛新秩序，有赖于中国作家的集体突围，敢于承受创作面临的挑战和羽翼不能尽情展开的痛苦。没有哪一种有力量的写作会是在空调房间和鲜花美酒包围下完成的，每一部伟大作品的完成都是建立在作家的自我牺牲之上的，中国作家应该具备这种牺牲精神，把“垃圾”和“垃圾场”的评论当作耻辱的十字架扛起来，如此，在一片废墟之上建起的文学新圣殿才能重新给予文学以尊严。(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