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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和北京，这两个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心的双城架构开始显现

　　★ 文/李峰

　　2007年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春季拍卖呈现强烈反弹之势，价格突破千万元的架上作品达22件，价格总额为4亿元人民币，比1994～2004年11年间中国大陆油画拍卖市场总成交额(约2.77亿元)还要多。

　　反顾今春拍卖的成交额中，纽约苏富比2.1亿人民币，香港苏富比2.12亿，香港佳士得2.74亿港元，北京保利3.4亿，嘉德1.76亿，香港和北京所占份额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看出：虽然还是全球竞争，但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拍卖的中心已是京、港并重。在当代艺术拍卖方面，香港和北京旗鼓相当，然而，其他方面却是各自擅长，最明显、也最有意味的表现莫过于对“老油画”和“红色经典”的不同表现。

　　通常我们所称之的“老油画”，指的是一批1949年以前接受完整艺术教育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些老画家往往有着传统修养，却又不乏现代视野，或留学海外，或师承有海外学养的老师。他们作品存留不多，往往尺寸不大，但画面单纯，方寸间有大气象。他们最早进行创作的时候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可以经常流通的油画市场(徐悲鸿的肖像油画是例外)，所以创作动机也相对较为纯粹。

　　但在2006年，徐悲鸿的《奴隶与狮》以5000余万港元创下华人油画拍卖的纪录，2007年春这一纪录迅速被徐氏《放下你的鞭子》7200万元的价格打破。与此同时，常玉、吴冠中、赵无极等均有多幅作品在香港以千万元以上高价成交。

　　今春千万元的老油画作品共8件，占全部22件千万元作品的36.36%.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今春老油画屡创新高相对照，大陆在这方面无论从投放量，还是成交额来说，均呈大幅度萎缩态势，而美国、欧洲则基本上没有中国老油画上拍，可以说香港在老油画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行业竞争对手。一方面，这得益于苏富比、佳士得百年老店的积淀效应；另一方面，大陆及台湾出现“老油画假画妖魔化”的问题，从而摧毁了相当多买家的信心，使藏家视线转移到市场更广阔、易于鉴别真伪的当代艺术方面，从而造就了香港“老油画”拍卖独占鳌头的地位。

　　对于香港来说，老油画的主要成绩还在于高端市场，距离建立成一个稳定的一般市场也还尚有距离。这不是一家或几家拍卖行、画廊之力所能达到，究其根本，还需要学术研究层面的深入，整体来看这方面还是很缺乏。至今，海内外的美术馆均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可资作为艺术史标杆的老油画固定陈列，个案的研究也远远不够，画册、学术著作出版不充分。而学术层面的研究，需要好的体制，需要进行一些长远、短期看似无用的学术赞助。

　　与此相对照的，是“红色经典”题材作品在以北京为象征的大陆地区的一骑绝尘。

　　所谓“红色经典”是我们惯常的说法，通常指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作品，三四十年代的“延安风格木刻”“新中国十七年美术”“文革美术”等基本上均可纳入其中。“红色经典”作品主要采用经过改造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即“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主题先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追求一种舞台化、戏剧化的效果。作品内容则主要反映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新生活等内容，是毛泽东“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艺术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具体到风格上，“三结合”的创作者们(领导、专家、群众)将苏联原本擅长的银灰调子、来自印象派的大笔触，改造成“红光亮”“高大全”的模式。画面多用红色，健康、明朗，象征着社会主义新天地、新社会。“红色经典”虽然存在夸张、矫饰、重复的问题，但它属于中国大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作品，属于我们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海外至今没有拍出千万元价格的“红色经典”作品。而大陆早在1995年10月7日便以《毛主席去安源》605万元的价格，一举创下当时中国油画的拍卖纪录。接下来中国嘉德分别于1996年、1997年设立两个“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新中国美术专场”，第一次把原本没有市场的新中国美术作品推介给市场。

　　2005年秋，陈衍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拍出1012万元的高价，而华辰则也于本年度再次集聚红色经典作品成册，推出“1938～1991：历史的主题”专场拍卖。2007年春拍，陈逸飞的《黄河颂》以4032万元创下华人西画第三高价的纪录。这些历史无一不是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创造出来，而拍卖纪录夯实了北京“红色经典”的交易中心地位。

　　“老油画”与“红色经典”的比较只是只鳞片爪，但无论怎样，香港和北京，这两个中国艺术品拍卖中心的双城架构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