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贺晓明(贺龙元帅之女)

　　党中央派人专程会晤时任北伐军二十军军长的父亲贺龙时，把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他，试探他的意见。父亲当场表示拥护，并表态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

　　与此同时，汪精卫命令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父亲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与叶挺、叶剑英密商后决定不上庐山，移师南昌。

　　起义前三天，周恩来来到二十军，正式通知贺龙，党中央已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与刘伯承一起拟定起义计划。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零时整，在党的前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父亲、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万多人武装起义，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本是在拂晓前才行动的，由于父亲的一个败类部下名叫赵福生的晚上向敌人告了密，起义时间提前了。入夜，父亲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系着红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号是“山河统一”。

　　父亲和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指挥作战。第二十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围攻旧藩台衙门里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起家的精锐部队，事先获得了那个叛变的副营长的密告，作了应战准备。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战斗异常激烈。父亲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200米。父亲、刘伯承在石阶上指挥作战。流弹不时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他们从容不迫，指挥若定。

　　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朱培德和程潜部驻在南昌的3000多人，拂晓前被起义军全部歼灭。起义后，革命军整编队伍，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同时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谭平山同任主席团主席。

　　“当连指导员我也干！”

　　陈丹淮(陈毅元帅之子)

　　我的父亲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帅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没来得及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却在8月10日追上了南昌起义的部队，溶入了光荣的南昌起义队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事变，屠刀挥向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5月，父亲陈毅担任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产党党委书记。武汉军校的前身就是广州黄埔军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是共产党工作很活跃的地方。当时武汉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很多，如恽代英、徐向前等。多数党员的身份是隐蔽的，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准尉文书。父亲在武汉军校时工作很积极、很活跃，又是与国民党右派辩论，宣传鼓动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又是吸收革命青年加入共产党。在军校担任秘书的国民党文人陶希圣就对父亲说：“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7月，军校改编成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父亲就成了教导团的党委书记。

　　8月2日教导团随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从武汉顺长江东下，8月4日到了九江，南昌起义的消息才传过来，张发奎却打出了与共产党分手的旗子，他知道教导团里共产党员最多，就利用渡船分散之际，将教导团徒手集合，公开宣布“分共”，愿意跟叶贺的，他“礼送”出境，愿意留下来的，跟他去广州。

　　当天晚上，父亲陈毅召集共产党干部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身份已暴露的党员立即撤离，一是分散赶赴南昌，参加我们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一是回家乡搞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组织新的党支部，隐蔽下来，坚持斗争。后来这批人随教导团到达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已暴露，他安排好教导团的工作后，就连夜赶去南昌。8月6日到了南昌，才发现叶部已南下撤离。而张发奎则进了南昌，父亲和同行的特务连又向南追去，经过种种坎坷，8月10日父亲才终于追上了南昌起义军。周恩来分配父亲担任叶挺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指导员(相当于党代表)，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父亲真诚地说：“什么小？不小！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起武装我就干。”从此父亲陈毅开始了他的革命军事征程，他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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