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6日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中，易中天先生和“国嘴”崔永元坐在一起，搞了一场名为“易中天与小崔说事”的访谈节目。当节目进行到即将结束的关节点时，却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尴尬：在易中天先生谈了一番中国经典以后，一位观众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您认为这有什么用处？”

　　易中天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用之用”。他认为，正是因为传统经典看似无用，所以有“大用”。这个时候崔永元冒出一句话来，狠狠地让观众见识了他的刀子嘴：“因为一件东西什么用处都没有，所以它就是最有用的。这听起来像是忽悠人啊。”也许是受到此语的刺激，易中天不得不举出一些实例来救场，诸如传统经典在公司决策、发展策略、企业管理上面的作用。然而小崔依旧不依不饶：“听起来好像我们的观众都是大公司的经理啊董事长啊之类的人。”面对小崔的攻击，易中天还没有来得及招架，节目的话题就因为观众提问而被引到其他方面去了。

　　事实上，易中天在当代中国，已经是把经典推向“实用”的领军人物了，如果易中天尚且无法说明经典之“用”，则更遑论他人。

　　而这个令当代中国人困惑不已的经典之“用”的问题，曾几何时，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曾经向法国人赞叹伟大的中国：“当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森林里的时候，这个民族已经有小说了！”被现代中国人视为无用的小说，在18世纪法国人的眼睛里面却具有扎扎实实的分量。那个时代经由海上贸易出口至欧洲的大量MadeinChina的丝绸、茶叶、药材、古董，都无法像小说一样证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18世纪的欧洲人当然也喜欢物质的中国，但是真正让他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值得佩服和赞叹的民族的，却是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伏尔泰将中国的《赵氏孤儿》搬上法国舞台，中国风格的园林建筑风靡欧洲，托尔斯泰在他人生最为困惑的阶段试图翻译《老子》，对社会心存不满的读书人甚至半开玩笑地建议：请中国皇帝来治理欧洲！一个民族可以因为物质而获得他人的羡慕，但是真正能够令他人由衷尊重的，却只有智慧。智慧无用，因为它无法产生出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业产品以及财富数字。但是智慧又是有用的，它是对于生活的洞见，令每一个在生活中感到惘然的人找到归属。我们为了生活而追求一切“有用的”东西，但是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问生活本身。中国传统诗歌、小说中蕴含的智慧令欧洲人如获珍宝，而当代中国人竟迷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看不到手中的宝藏。

　　易中天的这一番说辞，非但没有能够证明经典之“用”，在事实上反倒将其贬为“无用”。经典，以及经典所传承的古典文化自有其用处。这种“用”不能等同于现代企业发展谋略之“用”。利用老总、经理们为经典之“用”张目，只能说连易中天自己也没有认清楚自己所搞的这一套究竟有什么用。

　　20世纪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别尔嘉耶夫的时代，俄罗斯民族仍然被许多欧洲人视为没有历史缺少文明的“野蛮”民族。尽管彼得大帝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尽管俄罗斯曾经战胜过那个在欧洲大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尽管俄罗斯人率先在自己的土地上践行共产主义……政治上的强势和军事上的强大并未能够让俄罗斯摆脱“野蛮国家”的评价。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民族做出辩护，他的依据就是：14世纪，俄罗斯就已出现了完美的圣像画和著名的建筑艺术(仅仅是绘画和宗教建筑艺术，而不是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然而，俄罗斯到了莫斯科公国时期，其思想文化还非常微弱，后来的民族文学更显得分裂，没有固定风格。语言文化方面的薄弱令别尔嘉耶夫感到颇为踌躇，虽然他真心想要证明俄罗斯民族不是“野蛮”的。艺术，尤其是语言和思想的艺术对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于此可见一斑。而今的中国社会，如果手里面拿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经典，却仅仅因为其“无用”而弃之如敝帚，岂不是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