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两天传来好消息，自然令国人振奋——它证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丰富的自然文化遗存，是世界文明无法割舍的珍贵成员。不过，对日趋成熟的中国遗产保护事业来说，在高兴之余，更需要冷静和思考。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现有历史遗存实施的一种保护手段，世界遗产名录依据的是《世界遗产公约》各缔约国之间的“君子协定”，入选“世遗”，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每年，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都会有选择性地对“在编”者的保护状况进行检测，没有通过者将给予“黄牌”警告，如仍无改善，最终将被踢出名单。就在开平碉楼入选的同一天，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就因擅自缩小遗产保护区域，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成为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通过以来首个被除名的世界遗产。

　　警钟就在耳边。申遗成功，并非一劳永逸。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接到一张“黄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随着我国世界遗产数目逐年增加，遗产保护的责任不断加大，在保护过程中，由于一些观念及管理上的问题，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就在此次大会上，包括三江并流等在内的我国6处世界遗产先后被列入检测项目，这是一种善意的警告。尽管这6个项目都顺利通过了检测，但是，讨论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希望中国政府继续给予关注并完善保护措施”。专家们的委婉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事实上，到2009年，这几个项目的保护措施还将接受该专家委员会的检测。

　　申遗的热情犹未消褪，成功后的兴奋也是由衷的，然而仅仅过了一两年就被列入“检测项目”，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误”就能解释的，这是观念和目的不纯的必然结果——把世界遗产当作拉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进行过度的开发和不合时宜的建设。

　　按照相关程序，我国申遗项目的预备名单已经列到了100年之后，各地政府的热情依然不减。关注和热爱遗产是好事，但是，有热情与能保护好，是两码事。假如“申遗”之初就目的不纯，那就更令人担忧了。

　　希望“申遗”成功之日，也是遗产保护的“新生”之时，如此，“申遗”才有实质的意义。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