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启蒙时代》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她继2003年推出《桃之夭夭》后的又一长篇力作。小说出版后，引起部分读者追捧。同时，许多读者认为小说讲述的故事不具普遍性，人物过多，加入了作者太多的议论，因而读起来缺乏阅读快感。对此，王安忆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她只会坚定自己的写作理想，而不会迁就读者的阅读口味。

　　关于故事：个案不具备普遍性

　　《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作者将小说背景放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上海，塑造了一群从高级干部公寓和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人女人，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了南昌、陈卓然、海鸥、阿明等几个年轻人的心路历程。

　　据王安忆介绍，书名最早叫《思想者》，“我写文章有个习惯，就是先将题目定好再写作。由于《思想者》题目太抽象、严肃，导致开头困难重重，几次都无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开头。后来我说服自己，将题目改为《初恋》这一简单而又具体的名字，这样写起来就顺利多了，但随着写作的深入，‘启蒙时代’这四个字一下子就蹦出来了。自2003年推出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后，一直没有像样的长篇出版，《启蒙时代》是这些年思考的结果。”

　　与小说主人公南昌同时代的读者，在读完小说后认为，《启蒙时代》写的是“老三届”的故事，可它对人的状态的描写、晚辈对父辈的拷问、环境氛围的再现等，都与他们当年有所不同。对此王安忆称，她的写作从来都是只注重对个案的描述，“这部小说并没有故事原型，许多情节都是我虚构的。因此，有读者硬要从中找到那个时代的感觉是很难的。”王安忆说，她叙述的故事只是她眼中的故事，很难说它能否代表那个年代，代表某一群人。“在大时代面前，个人的命运都很具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每个人都有话要说，他们谁也不能代表谁。这部小说就是将他们的经验抽象出来的结晶，倾注了我对那个时代、那代人的理解。”

　　关于人物：可能存在处理失误

　　《启蒙时代》以南昌率先出场，接着小兔子、陈卓然、小老大、丁宜男、海鸥、阿明、舒娅、舒拉等人陆续粉墨登场，在20多万字的小说中，主次人物多达十余个。有读者认为，小说中次第出现的人物，在影响故事叙述节奏的同时，还淹没了主要人物在小说中的活动。还有读者反映，由于小说人物众多，有的人好端端地就不见了，到了后面又出现了，看得人眼花缭乱。

　　对此，王安忆表示，对于一部20多万字的小说，安排十几个人物并不算多，“为了不让人物的出场相互遮蔽，我特意安排他们次第出场，而且对他们的叙述也不是相互胶着的。”王安忆说，让他们依次出场，意在表现在学校教育完全退场情况下人与人邂逅及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南昌与众多人物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写他如何与别人邂逅，如何去理解别人的生活，而别人的生活又是如何影响他的。”王安忆认为，或许因为每个人物带着自己的故事排列出场，使得读者感觉小说人影纷乱，“造成这种感觉，可能是我写作上的意外或失误吧，但我自己看来却是满意的。”

　　对于小说中的人物，王安忆评价说，他们的现实生活简单得到了空洞的程度，无论是社会伦理还是家庭亲情，都缺乏感性的体验。“南昌是个大胆的冒进者，在没有针对性的药方，自身处境又复杂的情况下，他凭着性格的禀赋在黑暗中找路，因此他的经验就更加具体和生动。而陈卓然显然是教条主义者，他信任书本知识，尽管爱思考，但给养有限。小说渗透了我对陈卓然这类教条主义者的批判。”

　　关于风格：议论有利深化主题

　　与王安忆名作《长恨歌》不同，《启蒙时代》贯穿了作者所追求的创作理念，即保持纯文学的严肃与深刻。因此，王安忆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还在小说中加入了自己的议论。有读者认为，她仿佛是在“阐释”一个时代何以被启蒙，而不是“描绘”这个主题，这使得小说有说明文之嫌，但又缺乏足够充实的、鲜活的感性细节，同时也使得小说因过于说教而显得沉闷，并因此成为阅读障碍。

　　对此，王安忆说，当初在写这部小说时，她也努力想使叙述更有趣味一些，但下笔却感觉很难，始终有一种沉重和严肃流于笔端，“小说并不只有讲故事的功能，它同样可以发议论、讲道理，作家雨果的作品中就有大段的议论。在我看来，适当的议论与评价更有利于深化小说的主题。”

　　对于因叙述的沉闷而形成的阅读障碍，王安忆说她早已预料到：“我的写作多是指向内部的，内心生活可以说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它寄于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与探索，它关照的是瞬息万变的生活中不变的那部分。日常生活是小说的肌理，难的是要给予思想，否则就不免流于庸俗。庸俗的小说肯定是作家抗拒的。我不会因为读者的阅读口味而迁就他们，我只会坚定自己的写作理想。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卜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