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李部长，您曾多次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请给我们谈谈您的一些体会。

　　李淑铮：小平同志一直非常关注党的对外工作。他倾注了很大精力，亲自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同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我给你提供一个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邓小平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达300多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他病重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就先后会见了68批(次)，其中不少是执政党的党政第一把手。

　　我的感觉是，这些重要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国内、国际重大问题和党际关系等领域中的许多战略思想。就是在这些谈话中，他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论点，其中有许多内容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记 者：这些谈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重要的作用呢？

　　李淑铮：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客人虽然情况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为政党领导人，他们关注的问题深而且广，不仅涉及国家关系，更注重理论、政策、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因此，会见时谈话的内容要比一般外宾更深透一些，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比较强。

　　同时，这些谈话方式更为随意、自由。邓小平经常向外国朋友表示，很多问题总书记、总理已同你们谈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见见面，聊聊天，一起吃一顿饭，边吃边谈。恰恰是这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方式有助于就一些重大理论、思想、政治问题更深入、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

　　记 者：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里，小平同志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既不是党中央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来访的各国政党领导人是怎样看待他的？

　　李淑铮：小平同志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威望，他会见的各国政党领导人，其中不少是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些客人本身都是国际国内的权威和顶级人物。他们对他国、他党领导人的评价都很注意分寸，不轻易加以颂扬。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人物，都对邓小平从不同角度表达过发自内心的钦佩，对能见到小平同志并和他进行直接交谈感到莫大的荣幸。

　　记 者：您能不能举几个具体例子？

　　李淑铮：比如，1984年5月30日，小平同志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友好交谈中，勃兰特说：“我非常懂得您给予我的荣誉，我要从您的智慧中吸取一些精华。”告别时，勃兰特向小平同志表示：“望多保重，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1985年8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了由田边诚书记长率领的日本社会民主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会见中田边诚表示：“您的一言一行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注意您的一言一行，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非常注意您的讲话。”

　　1987年4月30日，我曾陪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访华。他是该党领导人中一位很有思想的理论家。之前他没有来过中国，但对我国一直很向往。他对小平同志非常佩服，在会见时评价说：“对我们西班牙和西欧来说，邓小平同志是国际政治的最高级人物。”“我们十分敬佩您的智慧，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您提了很多新思路。”会见结束时，格拉动情地说：“十分感谢您会见我们，我们亲身体会到您的智慧。二百年之后，今天在场的人都不在了，但历史将记载下这一页。”

　　记 者：这是谈话过程中这些客人的当面赞扬。他们在会见结束后还有没有什么评价？

　　李淑铮：小平同志同这些外国政党领导人的谈话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987年1月15日，小平同志会见了由党主席阿尔沃·阿尔托率领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见后阿尔托发表感想说：“邓小平同志会见是全团的荣誉，他思路敏捷，逻辑性强，谈吐亲切。”他还强调说：“会见表明中芬两党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

　　我还记得，刚才提到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会见后在回宾馆的路上，还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起他对会见的感受。他说：“一位政治家、伟人，重要的是在面临复杂的环境时能够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始终保持平衡。邓小平既果断，又稳重，我的结论是他不愧为一位世界伟人。”

　　格拉的来访，对发展中西两党、两国关系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90年11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召开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正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各政党包括西欧各国社会党都纷纷谴责我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该党仍决定邀请中共派代表作为嘉宾与会。这是对我党率先作出友好表示的欧洲社会党。我受中央委托作为中共代表去参加此会。会议期间，格拉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单独会见了我们。他热情洋溢地回忆起访华和邓小平会见的情景，而且直率地批评：“有些党以‘天安门事件’为由，竟敢让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党‘走小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平同志亲自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

　　记 者：您认为在小平同志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涉及最多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李淑铮：他的谈话，多数都涉及国际战略、世界形势、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

　　比如，小平同志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科学地判断了宏观国际形势，改变了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1985年10月9日，他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

　　他还领导党调整“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永不称霸，并且着力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各国，特别是美国、苏联、日本等大国的关系。

　　记 者：显而易见，小平同志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您能否用最简要的话作一概括？

　　李淑铮：我觉得用小平同志自己的话来概括可能更好。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记 者：请您结合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交往中发展党际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局面，谈谈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李淑铮：在和各国政党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小平同志深刻阐明了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我党在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这对我党的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他指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历史总结不仅对我党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各国共产党也有重要借鉴作用。

　　第二，他对国际共运大论战作出了全面评价。1983年11月6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这个重要论断实际上是对国际共运大论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总结，对澄清国际共运重大问题的是非、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恢复同各国共产党的正常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由于中苏分歧导致国际共运大论战，我党先后同绝大多数共产党中断了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根据双方意愿，本着“向前看”和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入交换意见，陆续恢复了同世界主要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小平同志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并亲自会见各主要共产党领导人，首先以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坦诚相见，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得到广泛好评，取得显著效果。

　　例如，1980年4月17日，在会见由恩里科·贝林格总书记率领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小平同志说：“我们党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讲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贝林格当场表示同意，说：“我们并不认为，一切正确的东西都在我们方面。”

　　我党同苏共曾经分歧最大，经过双方努力，也在1989年5月16日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宣布，本着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恢复了两党关系。

　　第四，坚持各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在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过程中，我党认真总结了在处理党与党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1980年11月24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一行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着重指出：“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

　　随着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我们坚持党与党的关系不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相联系，主张不仅同各国共产党，而且同世界各类政党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党际关系。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党已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党际关系更趋活跃，为国家的总体外交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五，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处理党与党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了全面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搞好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和东盟等一些邻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引起有关邻国的关注。为了及时解开这个疙瘩，小平同志亲自做有关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的工作。1980年6月21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缅共主席巴顿顶时指出：“党是党的关系，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在道理上讲这是个历史问题。中国人是讲信义的。都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支持兄弟党，我们不能这样做。但这个不妨碍国家关系。”1985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我们希望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深入交换意见，有关国家领导人理解了我们的政策，逐渐消除了误解，从而顺利推进了同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等一些邻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记 者：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是举世公认的。他在同各国政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应该也会比较多地涉及到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吧？

　　李淑铮：小平同志在同党宾的谈话中，几乎都谈到改革开放，有时简明扼要地点题，有时全面有重点地展开阐明，内容也很丰富。例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有些政党领导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第三世界政要，在不同程度上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有人在同小平同志会见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个疑问。小平同志对他们讲：“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记 者：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好像也是在和外国政党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

　　李淑铮：是的。那是在1988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后，同他共进午餐自由交谈时说的。他的原话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记 者：从您刚才的谈话里，我们确实感觉到，在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的时候，小平同志阐发过许多非常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很值得研究。

　　李淑铮：接受小平同志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对此也有深切的感受。我给你举个例子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吧。1980年11月7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久拉诺维奇。会谈结束时，邓小平说，我们今天是聊天，正式会谈是跟总理谈。久拉诺维奇却认真地说：“有的时候，随便谈比正式谈还重要。”

　　(特约记者李 纲 本文发表前经李淑铮审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