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生活“脏乱差”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 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

　　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1980年1月21日，二人登记结婚。没拍结婚照，也没举行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两个人结婚是秘密进行的。

　　当记者问起王小波的缺点时，李银河想了好一会才回答：“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省得他饿死。”

　　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32岁的王小波也来了。在美留学期间，他们驱车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各国。在美国的4年，王小波基本上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读书写作，李银河下班回来后就忙家务、做饭。他们的好朋友丁学良在一篇回忆王的文章中感叹，“李银河真可谓是贤惠，王小波则像个大爷。”

　　对此，李银河的解释是：“我不忍心让那样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1988年从美国回来后，李银河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题，还深入研究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此间，王小波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小说《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后，他干脆辞掉公职，当起了自由作家。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她说，这些问题自己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幸福时光让李银河沉醉，却没想到如此短暂。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发给李银河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次日凌晨，王小波心脏病突发辞世。其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得到消息后，她“脑子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

　　后来在《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一文中李银河深情写道：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最幸福的人；失去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年。2007年4月11日，李银河和12位包括记者在内的王小波的忠实读者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的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是很私人的，就是一帮小波的粉丝为了纪念他，想做点儿跟他有关的事儿。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我正好没去过云南，就答应了。它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记者问及私下李银河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怀念王小波时，她淡淡一笑，回答朴实无华：“在心中默默想他。”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至于目前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她语气平缓从容，似乎在问旁人，但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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