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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颂》让我们看到精致、怀旧之外的陈逸飞，那是一种年轻的味道

　　★ 本刊记者/何晓鹏

　　陈逸飞去世，已两年又一个月。关于他的话题，恐怕会持续很久。

　　一个卓然有成的画家结结实实地涉足了商业，质疑、批评、惋惜的声音从未停息过。“大视觉”的构想只草创了开端，让城市和居于其中的人更美丽的理念还未及理解于人心。人不在了，答案也就没了，“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未知的自然不指忠奸善恶，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出一个美奂美仑的微笑或让大家都笑得美奂美仑，成就孰大？既然未捷先逝，争议便将长存。

　　对陈逸飞的画，人们熟稔的是雍容艳美的清装仕女、忧郁缠绵的江南水乡，潜意识的认知选择，使我们更愿意聚焦这些作品与艺术家的联系，以巩固心目中画家本人怀旧色彩的沪上气韵。

　　这种主观印象近日来被一幅画作所打断——便是5月13日于嘉德拍卖行，以4032万元成交的《黄河颂》。在现场的数次掌声中，陈逸飞这幅早期作品创下中国内地油画成交价的最高纪录。

　　看《黄河颂》，想到的是另一种气质的陈逸飞，那时他青春年少，勃勃生气。

　　即使不了解当时美术界状貌，今天看《黄河颂》仍觉得震撼，长3米、宽近一米五的篇幅，壮丽绚烂，画面有如电影宽银幕般浩瀚。

　　创作这幅作品，陈逸飞26岁，年纪极轻，却已非同小可。在1980年去美国求学之前的整个70年代，陈逸飞是国内美术界的瞩目人物。1970年，24岁的他已经是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的油画组负责人，之后几年，连续创作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其中，《黄河颂》是他第一件独立创作的大型油画，事隔多年之后，有人问他哪一幅作品是他最成功之作，陈逸飞沉默片刻，说，“如果说第一印象，最得意的作品应该还是《黄河颂》。”

　　画家陈丹青回忆当时境况，人们对包括《黄河颂》在内的黄河组画极为关注，口耳之间流传各种消息。陈丹青在朋友引领下终于走进位于上海《解放日报》社的创作地点，对于见到画作时的感受，他后来说，“那年我将届十八岁，心中唯有一念：我也要画大油画！”

　　跟其他文革时期的作品一样，《黄河颂》也是一件充满意识形态的任务之作。当时，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政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布下任务，要根据1969年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同名油画，陈逸飞演绎的便是第二乐章。同时接受任务的还有夏葆元、严国基等上海年轻画家。他们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五六岁，极年轻。这在当时并不稀奇，“文革”开始，权威骨干一律靠边，光辉使命全部落在了初出校园的毛头小子们肩上。众多画家因此而在年轻时便扬名立万，如刘春华画《毛主席去安源》时年方23岁。中央美术学院曹庆晖教授如此说道，“他们创作这些作品其实不可能也不敢奢望什么一夜成名，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前台。”

　　尽管是一项政治任务，作品取材也是传统的抗日战争背景，但即使今天看来，仍可感受到《黄河颂》的神魂飞越之处。

　　“文革”期间，延续于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主义虽然仍充满画面，但已走入极端，“高大全”“红光亮”成为表现英雄人物的标准方法。当时中国，无论是南方的浙江美院还是北方的中央美院，人物形象一律朱红，画家靳尚谊回忆，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他的眼睛才恢复了对冷色调的感觉。

　　“纵观当时全国，确实只有上海油雕室这一个小小的堡垒，如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在野蛮势力包围中坚持保存了文明火种一般，为中国新兴油画保持了一小块理性的土壤。”画家沈嘉蔚语。

　　这个小小堡垒指的便是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等沪上年轻画家。他们利用自己创作“样板戏”的自由，坚持了他们所师承的写实主义传统，从而在作品中注入了更久远的生气。

　　从陈逸飞本人的回忆中，我们感受到当时年轻画家的“不安分”，“创作过程中，我把山顶明亮如炽的光感复还到画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红军战士肩挎的步枪枪眼里，画了一小团红巾，形同一朵盛开的鲜艳的小花，还在他的脚下，画上一行斜飞南行的大雁。我自以为很美，既英雄又浪漫。”

　　这是陈逸飞灌注于《黄河颂》中的年轻意气。也因此，《黄河颂》在完成之后被视为问题作品而被否决。公开展出迟至1977年。

　　幸而，《黄河颂》保留至今天，让我们可以看到精致、怀旧之外的陈逸飞，那是一种年轻的味道，“英雄又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