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杭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指导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三去莫斯科，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然而，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阴谋分裂红军；抗战爆发后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本书根据档案资料和相关人士提供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客观地追述了张国焘的一生。
出逃武汉之前，林伯渠苦劝无效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有一座黄帝陵。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敬仰。西安事变后，每逢清明节，国民党政府都要从西安派出代表前往黄帝陵向黄帝致祭，同时邀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代表作陪。国共代表同祭黄帝陵不仅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而且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所以，中国共产党也乐于派代表参加祭陵活动。
1938年的清明节就要到来了，中共中央决定让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
张国焘心里暗喜。几个月来，他一直苦苦琢磨怎样脱离延安。由于出逃之事关系重大，搞不好会彻底身败名裂，所以张国焘不仅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甚至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也没有告诉，只是一个人暗中策划。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4月2日，张国焘带着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洛川，前往黄帝陵。
4月4日是清明节，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完毕后，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人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
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回答：“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即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同志研究事情。”说完，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张海是负责保卫张国焘的，见张国焘要走，他急忙挤进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子随同去西安。
汽车开进西安城，蒋鼎文把张国焘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在这里，国民党官员会见了他。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乘火车去汉口。当时南京已沦陷，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都已迁往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张国焘就要乘车离开西安了，但或许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出于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临上火车之前，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等我，我马上就到。”
林伯渠匆匆赶到车站后，张国焘诉说了在延安遭到的批判，说他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到武汉去。林伯渠苦口婆心劝他回心转意，但张国焘执意不从。林伯渠见劝说无效，急忙返回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去向。中共中央马上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周恩来深夜赶往旅馆，谈了一个通宵
4月8日清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的童小鹏，把林伯渠和党中央的电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电报，感到十分震惊，他让童小鹏将电报送给王明、博古等人。
不一会儿，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和周恩来随从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已集合在周恩来的房间。周恩来把电报拿给李克农看，并严肃地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乘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
吃过晚饭，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四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邱南章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
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
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副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
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两个特务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则在后面跟踪。
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国焘到江汉路先找个旅馆住下，他和童小鹏带张海去见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由李克农陪同来到旅馆，与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提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情况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陕甘宁边区如今就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周恩来等人批评他不该不报告中央就私自出走。张国焘只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认为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也是不公道的。
中央书记处发来劝说电报
周恩来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去住，不和林伯渠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最后，周恩来等人表示希望他到办事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解决。但张国焘坚持不去。周恩来见劝说不动，只好要求张国焘向中央发个电报，一方面承认私自出走的错误，一方面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国焘只得起草了一个电报稿交给周恩来。内容是：毛、洛甫(即张闻天)：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看了看电报稿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来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求处理办法。4月12日，中央书记处即给陈(陈绍禹，即王明)、周、博、凯(凯丰)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4月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来到旅馆交给张国焘，劝说他认清形势，不要一意孤行。并告诉他现在最好是先搬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以当面商量。
张国焘不听，仍坚持住在旅馆。他向周恩来说：“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面见蒋介石时奴颜婢膝，叛党之心已决
14日晚，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李克农来到旅馆，再次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仍不允诺。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李克农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了汽车。张国焘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邱南章、吴志坚于是成了他的贴身“随从”。他去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这样，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一来事先没有准备，二来他并不是为汇报工作而来，所以语无伦次。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也不便多说什么。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奴颜婢膝的态度。
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志坚带上钱给张国焘用。张国焘一离开办事处，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走，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去看个朋友。到了轮渡边，张国焘却不上去，当轮渡快要关上铁栅门时，他才忽然跳了上去。吴志坚一看不好，这分明是想摆脱他，于是一个箭步跳上了轮渡。
行至武昌，天色已晚。吴志坚劝张国焘回汉口办事处，但遭到张国焘的拒绝。这时，两人又累又饿，只好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吴志坚一面吃饭，一面继续劝说张国焘返回汉口，张国焘仍是坚持不回。吴志坚只好在旅馆开了房间，安置张国焘住里面，他住外面。他偷着写了一个条子交给茶房，让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个电话，要办事处尽快派人来。
办事处接到茶房的电话，周恩来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过江。邱南章等找到旅馆，告诉张国焘奉周副主席命令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国焘不肯走，几个人再次如法炮制，连拉带推地“请”张国焘离开了旅馆，上了轮渡。但上岸后，他坚持不回办事处去住。邱南章只得暂时把张国焘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同时派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
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听了吴志坚的报告，考虑到张国焘政治观点很悲观，知道张国焘已决心叛党，决定第二天与张国焘公开谈判，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毛泽东多次总结张国焘事件教训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周恩来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予答复。
不料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来，表示他要投靠国民党。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当晚，两辆小汽车突然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大模大样走进饭店，直奔张国焘住的房间而来。
在门口的邱南章马上迎上前去大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这几个人并不答话，其中的两个人上去抱住邱南章，第三个人进屋将张国焘拉着就往外走。抱着邱南章的两个人估计张国焘已上了小车，才放开了邱南章。
小汽车走了，邱南章只好跑回房间，只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定睛一看，是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人的，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拿着字条，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事情的全部经过。
4月18日晨，周恩来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当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到了张国焘的问题：
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
他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