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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16年“夺宝”之路

　　一个祖传的青铜罍，被人偷去并献给文物局，接下来，谁该拥有这件国宝级文物的所有权？

　　★ 本刊记者/谢良兵

　　这是一件青铜礼器——罍(lei)。高44厘米、重9公斤，造型庄重。铜器“肩部双牛首套环，六组涡文装饰，腹下一牛首耳，口沿内壁有铭文，口底牛首处存放多处泥锈，口、牛首套环，足边稍缺，腹中部一破洞经修复……”

　　在湖南省博物馆“青铜陈列区”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件铜器“宝物”。据专家考证，这件青铜罍是西周时期一个奴隶主贵族祭祀用的礼器，在青铜器中属“重器”，距今已经3000多年的历史，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从益阳市博物馆借调而来的“国宝”，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所有权归属难定”的漩涡之中，而且这个争议或许还将持续一段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奇妙的“旅程”

　　现年62岁、祖籍湖南益阳的余临昌，是天津市科委的退休干部，自称对这件“国宝”青铜拥有所有权。

　　按照余临昌向本刊记者的描述，青铜从被挖出到被冷落；从辗转存放多人家中，到被小偷偷后“捐赠”给国家；从失窃后发现其真正价值，再到被卷入“夺宝”诉讼争议，其间犹如一个奇妙的“旅程”。

　　话说解放前的某一天，家住湖南省宁乡县毛公桥乡游草塘村的姜寄君闲来无事，提着镐头到屋后刨竹笋。在刨一根又尖又大的竹笋时，突然有个硬物崩了镐头一下。姜寄君感觉十分诧异，急忙拨开泥土，发现埋着的是一个满身都是铜锈的坛子。

　　将坛子刨出后，姜寄君掏空了里面的泥土，将其抱回了家中。当时，姜寄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坛子就是给后人带来诉讼麻烦的“国宝”青铜罍。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个坛子一直被姜寄君用来盛木炭。

　　1981年，与姜寄君的小女儿姜秋云结婚的余临昌，携妻儿一起回到故乡湖南，拜见了岳父姜寄君，并多次打听当时妻子称“可以买下半个长沙”的坛子的下落。在余临昌临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姜寄君挖出了深埋了几十年的坛子，送给了小女儿姜秋云。

　　在回北京之前，余临昌将坛子暂存在了湖南宁乡的一个表妹家。1982年，余临昌去美国留学，此后坛子一直在其表妹家存放。两年后表妹也要去美国，余临昌便让在益阳市泉交河镇的姐姐把坛子搬回存放。

　　1986年，余临昌回国，本来想把坛子带在自己身边，但因在天津工作，住的是办公室，没有存放条件，还是决定把坛子继续暂存在姐姐家中。直到1990年余临昌看到在益阳市博物馆展览的“国宝”青铜罍时，才确认原来坛子早在一年前已经丢失。

　　余临昌百思不得其解，存放于余临昌姐姐家的青铜罍，怎么会跑到益阳市博物馆里了呢？余临昌当时与博物馆进行了交涉，但博物馆称青铜罍是从民间征集而来。

　　交涉未果，余临昌等人向公安局报了案。经警方突审，益阳市西流湾十组一个叫胡建云的未成年人，很快就交代了盗窃青铜罍的事实。胡建云与余临昌姐姐的小儿子关系很要好，曾来家中住过几次。而青铜正是存放在王治文小儿子住的房中。

　　1989年2月，胡建云在益阳市街头游玩时，看到博物馆展览马王堆出土文物的广告，就想起在泉交河镇玩的时候，曾见过王治文家有一个铜坛子。于是他就和博物馆的负责人说家里有个铜器，并问能卖多少钱。

　　一个月之后，胡建云和他的哥哥商量后，一起把坛子偷了出来卖给益阳博物馆。当时胡谎称，此坛子是他外公外婆多年前在益阳市白马山竹家园挖土时发现的。3月16日，博物馆办妥了正式收藏征集手续，并给予胡建云奖金650元(后又追补200元)。

　　“夺宝”胶着战

　　余临昌认为，博物馆明知道是偷窃来的文物，依然占有非常不妥。因为在当年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记录”里，当时的益阳博物馆馆长对胡建云说：“只要是出土文物，不管是偷的，还是捡的，只要交给国家不要怕。”

　　1990年11月20日，余临昌到益阳博物馆索要青铜罍遭到拒绝。1991年5月22日，湖南省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就此给出了一份《鉴定意见书》，认为“器表泥锈和氧化层系长期埋存地下形成，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一件出土文物”。

　　据余临昌回忆，博物馆除强调出土文物归属国家之外，也提出了给予他1000元的奖金。但被余临昌拒绝了。“因为这个坛子，当时上面奖励了益阳博物馆1万元。”余临昌说。

　　5月31日，余临昌向原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益阳博物馆返还被盗文物。而益阳博物馆则就此发了个《对余临昌“民事起诉状”中被告的否定说明》。

　　1993年12月11日，本该第一次开庭的案子因博物馆方面未去，而改期到四天之后的15日才正式开庭。但是具体的一审判决书直到两年后的1995年9月5日才下达。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青铜罍为珍贵历史文物，博物馆提出的该文物是解放后出土无证据认定，余临昌提出该文物是传世文物的主张应予支持。判令益阳市博物馆将历史文物铜罍返还给余临昌。判决之后，益阳市博物馆不服，提出上诉。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1996年7月4日，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需以胡建云刑事案的处理为依据”，中止了诉讼。认为应该由公安机关查清楚后，再由法院审理。而当地公安机关却一直以案件未结拒绝向余临昌做出回应。

　　2004年4月，益阳市中院对余临昌状告博物馆案做出判决，认为益阳博物馆是在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对青铜罍进行保管，而并非擅自占有，因此益阳博物馆不是此案适格主体，驳回余临昌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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