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金”、“瓶”、“梅”三个字，在小说中是指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这三个女人都是书中男主角——西门庆的小妾。由于书中过多描写了色情以及性活动，所以该书自诞生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屡次被列为禁书。由此，对于很多普通读者来说，《金瓶梅》也就显得相当神秘了。
确实，非但是普通读者，即便是对专业的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还留存着这样一桩谜案：《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如果不清楚作者是谁，那么此书是从哪儿传抄出去的，便无从说清；反之，如果能弄清《金瓶梅》是从哪儿传抄出去的，那么，作者的籍里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
对此，黄山市“天都草民”潘志义(别名“苟洞”)先生理出了这样一个探寻谜底的线索：“《金瓶梅》的母本只能有一部。循着最初几名传抄《金瓶梅》者的社会关系及交往线索，最终会汇集在一个‘点’上，那么，这一‘点’，就应该是《金瓶梅》一书的源头。弄清了这一源头，《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以及它的诞生地，也就会浮出水面了。”
苟洞称，《金瓶梅》一书写成后，当时就有一些文人闻风想誊抄，他们在打探能从何处抄得此书的同时，也在探询该书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但最早拥有抄本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作者的尊姓大名，似乎他们在征得作者同意誊抄时，就达成了不传扬作者真实姓名的默契——要知道，在《金瓶梅》成书的那个年代，写言情类小说，大有传统知识分子所忌讳的“怪力乱神”之流的嫌疑，这是为传统文人所不屑与不齿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最早传抄《金瓶梅》一书的人，绝不可能不知道作者是谁；当别人转抄而打听此书的作者时，他们偏偏都“查不到下落”。那么，这些传抄人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原书作者的姓名？苟洞先生认为，这绝不是传抄人不知道，而是传抄人不愿意说。苟洞先生进而详细梳理了最早拥有《金瓶梅》抄本的几个人的交往关系，从而认定《金瓶梅》一书是从徽州传抄出去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苟洞五年前提出的、本报曾做详细报道的观点：《金瓶梅》一书诞生在徽州；“兰陵笑笑生”是徽州人汪道昆。
五年前，记者就《金瓶梅》作者成书之地及该书作者籍里等问题采访苟洞先生时，苟洞先生曾称，《金瓶梅》成书于明朝万历十五至二十一年(1587~1593)。该书写成后，文人墨客便开始传抄。苟洞先生说，当时拥有手抄全本的有4人(家)。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记载，当属明朝人袁宏道写的一封信——《与董思白书》。这封信写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是袁宏道写给友人董其昌的。思白，是董其昌的字。大书法家董其昌与《金瓶梅》袁宏道在信中说：“一月前，石篑(记者注：即陶石篑，袁宏道之友)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何在？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在这封信中，袁宏道告知董其昌：他在病中告假，由好友陶石篑陪同，游山玩水一番后，便回到“办公室”(衙斋)。而在游玩期间，很遗憾地没有见到董其昌。为何有此“独恨”(遗憾)？一乃可能是董其昌当时已颇有声名，是个做官、书法都颇得社会称赞的“名流”。没见到，当然遗憾；二是袁宏道已看过从董其昌处借阅的《金瓶梅》前段部分，且对《金瓶梅》写作的评价甚高，“胜于枚生《七发》”还很多。至于这“云霞满纸”的《金瓶梅》是从何而来？后段在哪里？前段抄完之后再到哪儿续抄？这些亟待弄清的事，均没有弄明白，以致不得不写这封信请求董其昌告知。
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世称“公安三袁”。此三袁，是明朝时湖北公安县人。这里，记者顺便介绍一下“三袁”与徽州的关系。
老大袁宗道，万历会试第一——天下举子在京城会考，得第一名，这当然是很好的成绩。会试中被“录取”的进士，再复试一次，第一名将由皇帝亲点——这第一名，就是“状元”。袁宗道取得会试第一名后，授官编修。最后，官位做到右庶子，这是文学和书法都出色的进士才能当到的官。在文学上，袁宗道与黄辉、袁宏道、袁中道力推唐朝的白居易与宋朝的苏轼，并形成独特风格，世称“公安体”。袁宗道年轻博识，仕途光明，却英年早逝，41岁便去世了。
老二袁宏道，16岁时考取诸生，21岁乡试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举进士，时年25岁，是公认的“年轻进士”，但由于考中的是“三甲第92名”，名次较靠后，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制，他无缘留京为官，而是被派往地方，去吴江任知县。这位年轻的进士，对当官却没多大兴趣。他在任吴江县令一年后，即告病辞职。
兄弟三人中，最小的是袁中道，他也是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10岁时，便作《黄山雪》二赋，深受时人夸奖，但他的科考之途却一直不顺利，以致到47岁时才考中进士，被朝廷委任为徽州府教授，后任国子博士、南礼部郎中。徽州府教授，是掌管徽州府教育和课试诸事的官员。
老二袁宏道在吴江县当“县长”，吴江现在属江苏苏州，离徽州很近；小弟袁中道又是徽州的地方官，可见，袁氏三兄弟与徽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董其昌拥藏《金瓶梅》，还可从袁中道的《游居柿录》中得到印证。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音。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间地，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
董其昌主动向这位“才子”推介《金瓶梅》，显然他至少是见过的。结合他曾将《金瓶梅》前段借给袁宏道看的事实，应该说，董其昌是有手抄全本的。但两人谈到此事时，董其昌并没有让袁中道见到此书，可见当时该书并不在其手头，说不定又是借给谁去看或去抄了。袁中道当时只是暗暗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而看到此书的内容，是后来到“中郎”处的事。中郎，是其二哥袁宏道的字。而且，在袁宏道家，也只是看到此书的一半。可见，袁中道与董其昌作此交流时，他的哥哥尚未抄到另一半(后段)；抑或袁宏道一直就没有抄到“后段”。文坛盟主王世贞与《金瓶梅》王世贞(1526~1590)，是江苏太仓(今江苏太仓市)人，号凤洲、州山人，明代著名文学家。苟洞称，说王世贞藏有《金瓶梅》抄本全本，首要的证据，可以从当时人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寻得。谢肇淛比王世贞小一岁，他生于1527年，大约死于1624年。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做过广西右布政使——这是专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官吏。他在《金瓶梅跋》中称：“《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性奢汰，淫从无度，而其门客病此，悉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此书尚无镂板，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苦藏者最为完好。余于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
在这篇“跋”中，谢肇淛介绍了《金瓶梅》一书的来历：可能是金吾戚里的门客，将主子的这些风流韵事“汇以成编”的——谢肇淛称这是“相传”之事；上段引文中被记者省略的一段文字，是对《金瓶梅》内容所作的介绍。后面说的，才是《金瓶梅》的版本：州，即王世贞。谢肇淛称王世贞家所藏的“钞本”最为完好，可见他是见过王世贞的藏本的。
谢肇淛说，他在“中郎”——袁宏道家，只抄得十分之三(十三)；在丘诸城家抄得十分之五(十五)，所缺少的部分，只得等待将来补刻了。同时，这也表明谢肇淛确实见过全本，否则，如果不知道总量，他的所谓“十三”、“十五”，是无从谈起的。
在这里，谢肇淛的话，还印证了袁宏道只从董其昌处抄得“前段”的事实。
谢肇淛向袁宏道借《金瓶梅》，不仅是看，而且在抄，这可从袁宏道与谢肇淛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看出来。
袁宏道在《与谢在杭书》中说：“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在杭，是谢肇淛的字。借了那么长时间不归还，想必都已经能背诵出来了吧？这是袁宏道想象的，他或许还不知道这位“谢仁兄”在传抄呢？
这个“跋”告诉人们，谢肇淛所抄的《金瓶梅》，也只是个“半拉子工程”。
苟洞考证认为，王世贞藏有《金瓶梅》全书，还可从屠本畯所著的《山林经济藉》中得到证实。屠本畯是明朝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他在《山林经济藉》中记载：“……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垺。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藉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屠本畯平生最喜爱读书，以祖上荫功曾任太常典籍、辰州知府。他在《山林经济藉》中记载的这段话，向世人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金瓶梅》在世上流传不多；二是《金瓶梅》创作“报仇说”，是嘉靖年间，有人被都督陆炳告了黑状(诬奏)，致使朝廷抄了他的家。此人蒙冤怀恨，于是写了《金瓶梅》，指桑骂槐；三是王世贞家曾藏有全本，但屠本畯写此文时，原书已“失散”。刘承禧有手抄全本刘承禧，字延白，湖北麻城人。原锦衣卫指挥，嘉靖朝首辅徐阶的曾孙女婿。明人沈德符在其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介绍说：“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游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得者。’”
《觞政》，是袁宏道所写的一部书。该书中称《水浒传》、《金瓶梅》为“外[逸]典”，这是何从说起呢？
原来，《觞政》中称《六经》、《论语》、《孟子》等所言“饮式”，归为“内典”；《庄子》、《离骚》、李、杜、放翁等集为“外典”；乐府词曲及《水游传》、《金瓶梅》为“逸典”。
由此可见，沈德符显然是看过《觞政》一书的，并由此书得知有《金瓶梅》，只是一直未能读到。他在写这段文字时，袁宏道家藏的《金瓶梅》仍非全帙，这也印证了前文谈到的袁宏道在1596年找董其昌索求“后段”的事实。董其昌到底有没有应袁宏道之请，将“后段”借给他看，史无明载，但从袁宏道此时已知“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之说可知，董其昌并没有给袁宏道提供“后段”。袁宏道在这里称，也只是看了数卷(第睹数卷)而已。
沈德符的这段话，还告诉人们，当时刘承禧家有全本，且袁宏道见过。至于刘承禧的这部完整的《金瓶梅》来自何处，袁宏道称，“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得者”。
“文贞”，是徐阶的谥号。徐阶(1503~1584)，明朝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1563年官至首辅。1568年退休，1584年病死。他是继严嵩之后的明朝首辅。而苟洞先生考证《金瓶梅》一书成于1587~1593年，也即成书时，徐阶已去世。后来，徐阶家如果有《金瓶梅》，也一定不是徐阶弄到的，而是其后人弄到的。徐阶家人——谁能弄到《金瓶梅》全本？这就有待进一步考证了。另外，袁宏道当时说这话时，并没有肯定刘承禧家的全本来自于徐阶家，而是说“盖”。“盖”是大概的意思。
关于徐阶家有无《金瓶梅》全本；如有，系从何处得来，此处姑且不论，但从沈德符的话中，人们至少已知刘承禧家有《金瓶梅》手抄全本是事实。苟洞先生在向记者介绍这一问题时，将徐阶也列入拥有藏存《金瓶梅》手抄全本之列。这样，在苟洞先生看来，藏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有董其昌、王世贞、刘承禧、徐阶家人，共4人(家)；其他如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等人，多为读过或抄过不全的抄本。而在藏有全本的4人(家)中，有3人(家)是江南地区的，只有刘承禧是湖北人。而这4人，均与当时的徽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苟洞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们是抄不到《金瓶梅》的。
那么，这4人到底与徽州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苟洞称，作为一本“奇书”的作者，要达到在世时“隐姓埋名”，死后才流传并闻名于世的目的，那他就必须选择“可靠”的传抄人，并且与传抄人有约在先。在当时看来，小说本来就没有文学地位，更没有社会地位，加上《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即通过含沙射影的方式来讽谕时事、时人，这是有极大风险的。为了自己的声誉，为了子孙的安全，作者隐姓匿名，并精心选择传抄对象，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苟洞称，这4位最早传抄《金瓶梅》的人，应该知道此书的作者是谁，当然也清楚是从何处抄得的，但对于当时人的追问，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缄口不说。从这4人留下的传世文献中看，他们不仅只字不提《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而且连《金瓶梅》的传抄来源也讳莫如深。这应该可视为传抄者与《金瓶梅》作者有着密切而又深厚的关系，而且信守不向世人透露其作者姓名的承诺。这便“人为制造”出《金瓶梅》一书作者的千古谜案。
苟洞称，要破解这桩谜案，就必须梳理出这4位传抄全书者在当时的社会行踪、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当时文学界已经成名的文化人的人际关系和活动情况。只有把拥藏手抄全本者的人际关系、行踪汇集到一个“点”上，《金瓶梅》诞生的源头及作者才可水落石出。
苟洞认为，这4人中至少有3人与徽州的汪道昆关系密切。至于另一个人——徐阶，与徽州有什么关系，目前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徽州富豪家的“写客”透露出《金瓶梅》出处最早的、有时间可考的信息，是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与董思白书》。苟洞考证认为，写这封信时，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这时，袁宏道在吴江县任县令。那么，当时的董其昌在哪里呢？
苟洞称，有铁定的事实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在徽州。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香先居士，华亭(今上海淞江)人。出身贫寒，但仕途上一生得意，青云直上。万历十七年(1589)，34岁的董其昌参加会试，取得进士第二名的好成绩。中进士后，董其昌开始了他一帆风顺的仕途。他先做过编修、讲官，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掌管全国教育、礼仪等事。从董其昌一生为官的经历看，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决意辞官，但其一生中又几次反复被起用，曾任湖广副使，湖广学政，池州教谕。作为一名官员，董其昌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应该是他在书画及其鉴赏方面的杰出成就。对于后人而言，人们知道董其昌的，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书画，而不是他的政绩。也就是因为他具有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才决定了他与徽州的缘分。
董其昌出仕之前，大多时间寄食于徽州的一些富商大贾家，帮他们临摹历代的名帖名画，成为这些徽州富豪的“写客”。而这些富豪，都是家赀万贯的珍稀书画收藏家，其中吴廷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收藏“大鳄”家的上宾吴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斋”斋主。吴廷家是明朝徽州西溪南的富豪。他懂书画，精鉴古，知识渊博，也是江南有名的大文人。当时书画名人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其中董其昌与他关系十分密切，而且相处时间前后长达三四十年。
凭着雄厚的财力，吴廷收藏了晋、隋、唐、宋诸家很多稀世的历代名帖，并且想把这些名帖刻在石碑上，成为收藏界的“大鳄”。为了确保这些名帖的真实性，吴廷请来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兼书画鉴赏家董其昌、陈继儒等，首先对他收藏的书画作品进行遴选评鉴，然后汇刻。所汇之帖，即是有名的《余清斋帖》。董其昌还亲自为该帖题跋。这套碑帖始刻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前后用了18年时间，至今还珍藏在徽州歙县新安碑园。
吴廷之斋——“余清斋”及所居“上村草堂”，皆系董其昌手迹。这说明董其昌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前，就已经常在西溪南了。
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徽州，还有董其昌所绘《问政山歌图》可证。问政山，是徽州府东门外、歙县县衙后的一座名山。这幅画的落款时间为“丙申年仲秋月”，“丙申年”即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这表明《问政山歌图》是董其昌为吴廷鉴评《余清斋帖》时所作。这幅画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从《余清斋帖》和《问政山歌图》所透露的时间信息看，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前后，董其昌一直在徽州，袁宏道从吴江县发出的信，是寄往徽州的。
董其昌不仅自作书画、鉴赏书画，还收藏书画。收藏书画的人，往往互通有无。从董其昌与吴廷相互交换字画的情形看，两人的交往、情谊是十分深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