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在《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回忆了建国后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些片段。现摘编如下。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访苏，在为斯大林祝寿之际，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这些年的基本情况，并请斯大林派使者来华，以便直接了解情况。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就在座侧。毛主席当时就说，就请派他来华吧。而斯大林果然就派了尤金作为他的使者于1950年来华。

　　须知尤金是当时最受斯大林信任的理论界人士。据说，在一次与斯大林电话交谈后，尤金就传出话来，说斯大林对哲学界所公认的一个辩证法论点，即“对立面的统一”难于理解，斥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从此，不但在尤金亲自参加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只剩下“对立面的斗争”一个辞条，并且以“同一性”这个辞条代替了“统一性”。不仅如此，当时苏联的博士、副博士论文凡以“对立统一”为题目的一概取消作废。公开的学术讨论会和学术文章中也都不提这个概念。这一状况持续了好几年。

　　尤金不仅在哲学界影响甚大，在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方面亦举足轻重。那时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南斯拉夫道路”、“富农路线”的说法，亦是来源于此公。

　　尤金于1950年偕夫人来华。下车伊始，尤金就在中南海作报告。之后，安排尤金去上海、南京等几个大城市讲学。这次的活动由陆定一同志陪同，规格隆重，随行人员很多，我是他的讲学翻译。据我所知，大概上面有指示，凡是尤金要看的都让他看，凡是他要知道的都让他知道。

　　尤金的报告会规模也是空前的，听报告的人大都是当地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此外还为他组织了不少学术座谈会，也是高干和当地学者名流参加。

　　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理论上都有着无比的优越感，尤金当时的态度颇为高傲。他和妻子在各地参观时，对接待他们的负责同志都缺乏应有的礼貌，对同行的陆定一同志也不够尊重。有一次尤金夫人竟对我说：“有人说尤金会喝酒，把他说成是酒鬼。”其实这是大大的误会。我们说某人会喝酒是褒意，而不是贬意。我一再向她解释，可她竟越说越生气。我只得向陆定一同志汇报，定一同志觉得是针对他的。我自思也有责任，因为可以不译给他们听的，但我没想到会引起误会。

　　对于党外的知识分子，尤金的态度就更傲慢了。记得一次在杭州参观浙江大学，座谈时有几位教师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同你们说话……”意思是指斥那几位的语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我同他们说话机会较多，知道了一些他的看法。例如说到二战后法国的情况，尤金说，以当时法共的实力说，我们要什么时候取得政权都行，要战后的第二天取得政权都行。我问，为什么不立即去取政权？他回答说，那样的话，美国立即就会登陆。原来是怕美国。

　　1951年夏，尤金又携妻女来中国，这次一开始就由我担任翻译。这次的气氛比上次友好。

　　尤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矛盾论》在苏联发表的情况，对这篇著作作了高度评价，还写成书面材料，由我译成中文。

　　大概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尤金一次对陈伯达和胡乔木说，他主张建立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亚洲共产党情报局。但我方反应消极，没有和他谈这个问题。

　　这次访问期间，尤金还说了些与友好气氛不协调的话。一次，胡乔木和陈伯达去探望他。谈话中他忽然说：“为什么你们要提‘毛泽东思想’？只要说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意味着发展了马列主义，何必还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没有提过‘斯大林主义’。”这样对兄弟党横加干涉，其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气焰太高了。但是，不管怎样，发展友好关系已是大势所趋。

　　尤金两次访华都受到隆重接待。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曾亲自宴请他们夫妇。江青奉毛主席之命邀请他们游览颐和园、天坛等地。一时间，尤金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消息竟传到苏联。后来我听说，尤金之所以很快到中国来做驻华大使，是因为斯大林以为，尤金既然为中国人所喜欢，就让他去做苏联驻华大使吧。

　　最后一次见到尤金是在1960年中苏两党谈判后的二十六国会议时，他竟仅仅当个苏共中央联络部所派的联络员，负责招待东南亚一个国家(具体是哪个国家记不清了)党的代表团。

　　苏共二十大后，我曾听说他在二十大时急于表态和斯大林划清界限，上台发言时几次都说错了名字，把斯大林说成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说成斯大林。我又听来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说，苏联哲学界认为他已从政(当大使)，已算不得哲学家。而苏联外交界又说他原是搞哲学的，所以搞不好外交。口碑如此，令人感慨。当然，在我们建国之初，急需和苏联调整关系时，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葛申申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