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我在十二三岁时即开始写作，给当时的新华日报、中国少年报、《星星》诗刊、《延河》文学期刊投稿。写作完全出于个人的爱好。到1956年我19岁时，已经在诗坛小有名气，就像现在“80后”的一些年轻作者，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终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劳动改造”达22年之久。于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至今。

　　记者：您在坚持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苦？您是怎样克服的？当时的状况怎样？现在的状况如何？

　　张贤亮：“反右”的政治运动使我中断写作长达22年，这大概应该说是最大的“困苦”吧。那是无法“克服”的。当时的“状况”可说常年如一日地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再加上营养极度不良，在濒死的边缘挣扎。现在的状况大概很多读者都知道，我觉得现在我已经达到了写作的“自由状态”，即不为名利而写作。最近几年我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停止了写作。

　　记者：由于写作，您有何得失？

　　张贤亮：正是由于我从事写作，我得到很多，可以说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如果我不写作，还能得到什么？

　　记者：您在小说里是如何展示伤痕的美感的？

　　张贤亮：“伤痕”一词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大约也可算我国独有的“知识产权”。其实，文学反映的是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阴暗的时刻，但只要这人还活着，他或她就在感觉、体会着人生。人生本来就不缺乏美的一面。世界上各国所有的小说不都在写“伤痕美”吗？虽然那是一种黑色幽默。

　　记者：您怎样看待您的文学作品？

　　张贤亮：我自认为我的文学作品不乏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记者：所有作品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张贤亮：自己的作品如同自己的孩子，当然都很满意。我不会把不满意的作品拿出去发表。但对《习惯死亡》稍稍偏爱一点。您如有兴趣看一看就知道了。

　　不小心成了“民间企业家”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进军影视业的？当时的状况怎样？现在的状况如何？

　　张贤亮：首先申明，我没有“进军”影视业。我创办的是给影视剧组提供拍摄的影视基地，名为“镇北堡西部影城”，坐落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郊。它其实就是我在小说《绿化树》中描写的“镇南堡”，在小说中我就特别指出它有银幕上的审美价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3年，全国掀起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一样大办所谓的“第三产业”。当时宁夏文联没有资金，而我是文联主席，就拿出个人的国外版税抵押给银行，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可是第二年即1994年中央又下文件指示机关单位必须与其办的“第三产业”脱钩。这样，企业的债务就“脱”到我名下，迫使我不得不决心把企业办好。我是不小心成了“民间企业家”的。自我1980年将镇北堡介绍给电影界后，至今在这里拍摄了近百部电影电视。为观众熟悉的有《红高粱》《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黄河绝恋》《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及近期的《乔家大院》《火舞黄沙》等等。现在它已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是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银川举办时这里就作为主会场；年接待游客量达40万人次，固定资产从78万元人民币积累到两个亿，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十大文化产业”称号。但是，我早就发觉专为电影电视拍摄用的影视城是没有前途的。今后，电影电视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电影电视将不再是拍摄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了。所以，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开始逐步向“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转型，这里更多的是展示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量搜集了行将消失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在游乐中领略古人生活，在玩耍中增长历史知识”为广告词。

　　记者：您筹备影视城过程中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挫折，您如何应对？

　　张贤亮：凡中国民间企业家遇到过的困难我都遇到过。还有更大的困难是我本来是一名作家，“名人效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我比别的企业家多一些预见性、前瞻性，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做景点会比别人做得好、做得省；管理上我也有一定的理论准备；搞旅游我本人的名字也有一定的宣传力度。可是在市场的无规则游戏中，别的企业家可以用无规则手段轻易做到的事，我却不能去做。因为我毕竟还珍惜自己的“羽毛”，不愿在混沌的市场上弄脏手。企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关卡重重，耗时耗力。事例太多，不便例举。总之，我要比一般的企业家更加困难，所以，我没有所谓的“原罪”。

　　记者：身为作家，您是如何处理好为文与经商的关系的？您认为这二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贤亮：我一向认为写作应该是一种业余爱好，经商以前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伏案疾书的。1993年在我“经商”后，仍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中篇小说《青春期》、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等，还有三部散文集和数量不少的尚未收入文集的散文杂文，即使以“专业作家”定额来要求，也够“签约”水平了。这二者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正常关系，只是在我们国家好像就很特殊，其实是不须说明也说不明白的。

　　记者：我们期待您不断有新作问世。

　　张贤亮：会的。很多事情终生难忘，将会在我今后发表的小说中表现出来。

　　记者：您认为灵与肉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张贤亮：“灵”应该是无比自由的；“肉”是应该有所克制的。只有到70岁以后，才能像孔子说的那样：“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记者：22年劳改岁月漫长而难耐，什么东西在支撑您？

　　张贤亮：一言难尽。但要相信人的求生本能是非常强的，即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战后也有活下来的。

　　记者：您对当代青年有何提醒和叮嘱？

　　张贤亮：现在，给青年人的忠告多如牛毛，励志书籍也汗牛充栋，我不想再赘言。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自由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命运要由自己负责。我觉得每个青年人都要为自己负责，这是最主要的。(作者：李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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