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而又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加在陈独秀头上的一些不公正的帽子逐渐被摘除。例如，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把1952年版中关于“汉奸托派”的注释，由“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修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这个解释可视为对陈独秀等托派成员“汉奸”罪名的平反。但是，究竟怎样看待陈独秀与托派的问题，仍然很受人们的关注。

　　陈独秀与托派是怎么结合的

　　1929年5月，陈独秀从留苏归国的学生手中读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思想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自己的批评更加不满。

　　因公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而被莫斯科遣返中国的梁干乔、区芳、陆一渊等人，于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起初，陈独秀主动要求加入这个组织，但遭到刁难。于是，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担任总书记。

　　由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存在一系列分歧，以及他积极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予以了拒绝。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的督促和陈独秀的协调努力下，托派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统一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选举产生了托派中央领导，由五人组成书记处，书记为陈独秀。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是怎么破裂的

　　1932年，陈独秀因从事托派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陈独秀主要靠刘静贞作秘密交通与外面的托派保持联络。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已经非陈独秀可以遥控的了。随着形势的发展，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与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托陈关系变得微妙起来。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出狱。由于对托派极左分子在抗日救国等问题上的表现强烈不满，面对极左分子的指责，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托陈只好分道扬镳。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积极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

　　而托派极左分子则攻击陈独秀呼吁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对于托派的极左表现，陈独秀感到痛心疾首，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陈独秀历数了托派的极左错误。他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对于托派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陈独秀尖锐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即斯大林。——编者注)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对于托派这种行为可能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陈独秀直率地指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的这些对托派中极左思想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支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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