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四月七日电 题：老艺术家无奈“三问曹禺院长”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傅蕾

　　“我比朱琳小一岁，所以还是晚辈儿”，八十二岁老艺术家郑榕在今天话剧百年论坛上的开场白，就让全场哄堂大笑。但，在这位老人的幽默之后，深藏更多的是隐忧。

　　从一九四一年底考入四一剧社算起，郑榕已经从事话剧工作达六十六年。一九五0年加入北京人艺，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从《茶馆》中耿直的常四爷，到《雷雨》中封建家长周朴园，皆堪称经典。

　　“我下决心做这一行是因为看了一场北京剧社的演出，《日出》中的‘打夯歌’把我迷住了”，那时郑榕才十六岁。

　　经历过抗日、内战、建国、文革到改革开放，与北京人艺奠基人郭(沫若)老(舍)曹(禺)都曾密切合作，郑榕看惯了人生沉浮，却看不清中国话剧的发展道路。

　　去年北京人艺重排《屠夫》，郑榕、朱旭、周正、李源等几个老哥们儿亲自操刀。但这次观众却远不如当年《雷雨》踊跃，特别是在公演初期，“舞台监督告诉我，这几年话剧观众流失严重！听了这话我的隐忧加深了，明年是中国话剧的百年，今后它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呢？”

　　他忧心，却无奈；他坚持，却迷惘。书面报告“三问曹禺院长”也正是在这种激荡心情之下，发出的感喟。

　　“观众在中国话剧事业中居何地位？”

　　“话剧舞台以人为主，还是以物为主？”

　　“现实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

　　“今天有人认为，话剧是外来的艺术，是专门给精英们看的；观众看不懂，是因为你看得太少！不少导演觉得让人‘看不懂’是一种自傲的表现。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

　　“现在不少导演热衷于把人物抽象化、边缘化，严重影响了演员的成长，使过去的痼疾——概念化表演又重返舞台。建院初期焦菊隐先生为培养一批新的演员队伍所花费的心血几乎白白地浪费了。对此您是否也深感痛心？”……

　　作为一个自觉责任的老艺术家，郑榕无奈追问那位逝世十年、却值得他终生尊敬的首任院长曹禺。

　　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使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表演遭受了空前挑战，“现实主义是不是过时”这个问题也困扰了郑榕长达二十年。一九八八年北京人艺携《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磐》、《哗变》、《推销员之死》五戏赴沪演出。随后的研讨会上，有人说《茶馆》是最后的晚餐，现实主义已经过时。“当时争论非常尖锐，我也感到很诧异”，郑榕从此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我想在中国话剧百年之际，我找到了答案”，老人平和地说，“现实主义没有过时。”“国外在对传统的敬畏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是将传统和创新融合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的。我非常同意青年评论家王翼这一观点；而我们戏剧工作者时刻不应忘记面对大众、面对国情。”

　　面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新提法，郑榕赞同学者的看法，即这是一种新文化崛起的标志。“有了米还愁做不成饭?看来中国话剧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不知您的看法如何？”老人扼腕，久久向天上那位老人发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