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百年，这使人又回忆起她青春时期的峥嵘岁月。早期人们是从改良和变革社会出发注意到西洋戏剧的。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文明戏走向了堕落。“五四”时期话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战场。曾有人建议选定西洋“三百种戏剧”以代替传统的中国戏曲，认为“将来的戏剧，是批判社会的戏剧，要用戏剧来革除社会的一切弊病。”而上海演员合作演出萧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的失败，证明全盘照搬西洋话剧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实相距太远了。

　　1934年曹禺的《雷雨》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在剧本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的话剧演出大半是翻译式改编的外国剧本。抗战八年在重庆编演了170多个大戏，70多个独幕剧，外国戏的比重已经大大缩小了。

　　戏剧存在的根本条件是观众。话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一时在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沦陷区的话剧演出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八年抗战像是一座大熔炉，广大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忍受着种种苦难艰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情绪高涨。上海在左翼剧联领导下，成为全国话剧的中心。1937年卢沟桥炮火燃起，上海话剧界很快演出了大型报告剧《保卫卢沟桥》，同时还组织了十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内地宣传演出。此时，张瑞芳和崔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在北平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张瑞芳参加了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开始走上革命的专业文艺道路，她的经历是当时广大戏剧工作者的缩影。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常驻重庆，他总揽全局，对话剧运动的推进起到关键作用。当时还有一个特点，除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代表时代强音的剧目外，还演出了像曹禺的《北京人》、《家》，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显示人文主义追求的戏。由于当时大量的优秀戏剧家云集重庆，吸引培养了许多新生力量，扩大了队伍。1942年时有中艺、中术、中电、中万、中青五个大的剧团，另外还有若干个半职业性剧团。话剧当时在重庆成为最受欢迎的剧种。

　　解放以后，各省市大都建立了话剧团，演出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剧目，扩大了话剧与工农兵观众的联系，出现了《战斗里成长》、《龙须沟》、《霓虹灯下的哨兵》、《蔡文姬》等一些好戏。特别是1958年老舍先生创作出了《茶馆》，在国内外演出时引起轰动，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高峰。这在当时重政治、轻艺术的“左”倾思潮压力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在十年浩劫中，几乎看不到真正的话剧了。“文革”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话剧出现了大地回春的局面。小剧场的问世令人耳目一新。黄佐临介绍了布莱希特，西方戏剧中的一些表现手法也被不断引入……然而，随着某些人对现实传统的否定，认为文革前的现实主义是假现实主义，“本世纪初至50年代中期我国的戏剧发展进程并未归入世界戏剧现代化的总体潮流”。把话剧视为少数精英文化，这就斩断了话剧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使观众大量流失。少数导演变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把舞台技艺的创新视为唯一的目的。完全忽略了如何在剧场内连接公共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如何建立公共性的任务。一些实验性的演出，忽生忽灭，这和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等传统经典，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充当“时代的尖兵”。最近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要克服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正是话剧工作者大有可为的时机。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现实，转向大众，定会迎来话剧繁荣的新局面。(郑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