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直都是文学的异类 关注的是被遗忘的声音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谢有顺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记者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但尽管莫言的作品早已登堂入室，也为主流文坛所认可，可他的写作风格、艺术趣味、精神特征，其实一直都是反叛的、孤立的，他是文学的异类，并从未停止自己对文学的探索——无论叙事角度、话语方式，还是他对人性与社会的警觉。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它堪称是中国小说界的天外来物。这部小说，敞露出了莫言身上难以压抑的才华，他对苦难记忆的处理，对现实隐忍的抗议，对叙事角度的自觉选择，以及通透的感觉、杰出的语言能力，都远超同时代的作家。而且，这部小说还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黑孩。

　　那是在1985年，莫言30岁。那个时候，中国多数作家还在一种旧有的艺术惯性里写作，但此时的莫言已经从现有的秩序里出走，成了一个文学的先锋，他所理解的写作，不是摹写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提纯自我经验、省思心灵苦难的容器。

　　这种全新的探索，不仅重建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昭示出写作的个体时代真的来临了。

　　这是一个有声音的作家。“黑孩”所听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喧嚣，也有内心的呢喃，有灵魂拔节的声音。正是这种出神的、幻化的、泛灵的、隐秘的声音，构成了莫言作品中奇异的段落。之后的《红高粱》《欢乐》《丰乳肥臀》《野骡子》《檀香刑》《蛙》等作品，都是众声喧哗的写作。

　　莫言不仅能写出不同声音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能让这些声音对话、交流、沉思、争辩，无论表面怎样热闹，莫言都能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压抑和被损害的声音从他作品中尖锐地响起，那种拔地而起的悲怆与华丽，会突然打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进而挣脱现实的束缚，让读者逃逸到想象世界里去经历那些心灵的事变。譬如《檀香刑》，人的哀鸣、英雄的悲声、良心的悸动、喑哑的死亡，这些声音，最后都成了人性的幕布，当“猫腔”响起，就像一个巨大的回旋，一下就把各种声音的对话和激辩都吸纳进来了，整部作品既充满喧嚣，又归于寂静，如此丰富，又如此悲伤。

　　就此而言，《檀香刑》肯定是当代文学的经典。

　　莫言处理多种声音对话的能力，令我想起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而在莫言的心中，那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显然比“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更重要，也更让他着迷：“黑孩”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四十一炮》里，饥饿的肚子总是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里，甚至还洋溢着食物的味道；《丰乳肥臀》和《蛙》里，甚至万物都会说话，都在发声……

　　莫言的作品没有图解和定罪，也拒绝成为某种社会思潮的传声筒，他走向大地、民间，所着力倾听的是那些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被遗忘的声音，他要让这些声音从黑暗中、地狱里走出来，成为任何主流声音所无法抹杀的存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莫言的作品风格，为何会如此大胆、恣肆，甚至还有大量肉欲、淫荡、邪恶、血腥的描写，他要书写的，正是这种现世的罪与恶，苦难与污秽。他当然也向往美好，比如《蛙》，就有对生的关切与礼赞，但这样的段落很少，他更多的是摹写现世在欲与恶中的狂欢。

　　只是，莫言面对如此嘈杂、赤裸的罪与丑，他不轻易作出道德审判，他深知，文学的道德不是决断、斥责和批判，而是发现、理解与宽恕。

　　这仍然是非主流的。正统的文学观，总是教导作家要有是非善恶观，态度鲜明、立场明确，但莫言的文学世界是野生的，他想描绘生命的热烈、顽强、粗砺、荒诞。他也悲悯，但藏得很深。他笔下的故乡、人、动物、植物，甚至河流和石头，充满的是原始力和生命美，这不是传统伦理教化的结果，甚至也不是乡间文明培育出来的面容，它更多是出于生命的自在状态，是一个在想象里生长的世界。

　　莫言的写作，很好地诠释了写作是一种造物的真义。

　　而莫言所创造的，正是一个野生的中国。这个中国，我们在历史书中未曾读过，在过往的文学作品里也无从比照，它来自莫言的记忆与想象、戏谑与虚构。他着迷于呈现自己看见的和想见的，却拒绝为它们归类。那些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驯化，更是难觅踪影。有人试图把莫言的作品解读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并指证这样的写作与主流思想之间有一种甜蜜的关系，那确实是没有读懂莫言。

　　这点，还可从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中得到论证。“五四”以来的主流知识界，思想是启蒙的，语言是白话文的，艺术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表达上也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但莫言的写作，显然与这样的主流格格不入。实际上，莫言作品中对“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充满着不信任，《檀香刑》之后，他对西方话语也开始怀疑，于是，他的小说，开始恢复一种说书、说唱的民间叙事传统，在语言的选择上，他也是反普通话的，大量来自乡土、草根、方言、地方志、民间艺人的词汇、语法进入他的小说——他要恢复语言中那些被文化与教育所删除的枝蔓、血肉和味道。

　　所以，莫言的小说语言往往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并由此遭遇许多诟病和批评。就传统的语言观而言，这些批评自有其道理。但我想，莫言的骨子里正是要反抗原有的语言伦理，并试图接近一种语言的本真状态，保存语言中那些活泼的生命因子和毛茸茸的语言状态。

　　假若语言是一道洪流，那洪流过后，终归有石头沉下来——莫言所追求的语言境界，正在于此。

　　莫言从一开始就是反叛的，也一直未能被主流文化所成功消化，他的小说，无论精神指向，还是叙事风格，都是先锋的、独立的、非主流的。他没有成为这个盛世的合唱者，他眼里所看到的，也多是受伤者和软弱者，他写的，就着中国庞大而坚硬的现实而言，是边缘的，是经常被人忽略和删除的。因为莫言的存在，中国终于可以向世界呈现出自己的另一种风貌，一种和当下的宣传、书写所不同的风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