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元庆纪念文集》：音乐研究事业的拓荒者

　　高 苹

　　2010年为纪念我国著名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要创建人李元庆诞辰96周年、逝世3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李元庆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

　　《文集》版面设计精致，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为该书作序。全书分“论文·译文”“音乐作品”“纪念文章”“报道”“年谱”五个部分。“论文·译文”部分收录了李元庆的学术成果；“纪念文章”部分收录了李元庆的朋友、同事及家人，如吕骥、杨荫浏、缪天瑞、赵沨、李焕之、张庚、黄翔鹏、李纯一、乔建中等所写的回忆和纪念文章；“年谱”则在李肖《李元庆年谱》的基础上做了史实勘正、材料增补和文字梳理，并于2008年12月再次补充修订，在内容上更加详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李元庆早年是一位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他熟悉英、俄、日语，曾译过介绍西洋音乐理论和演奏技法的文章。但他刻苦学习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致力于借鉴西方经验研究本民族音乐。上世纪40年代初，他参与收集、整理陕甘宁边区民歌，并与李焕之等人共同创编解放区第一个音乐刊物《民族音乐》，对河北吹歌使用的乐器——管子，从乐器历史、构造、性能、指法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并撰写《管子研究》。他在民族音乐研究上见地深刻，杨荫浏在收集阿炳的乐曲后受到一些二胡专家的否定时，李元庆却坚持认为是好的音乐并值得推广。上世纪初，民族音乐“推陈出新”，关于戏曲音乐有人提出“使用少数基本曲调去刻画各种人物，表达各种剧情，是不合理的”。李元庆认为“它使戏曲便于演出”“由于演出的便利，虽然在极偏僻的地区，亦可孳衍流传和广大的群众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基本曲调是每个剧种的音乐基础”“它对于保存、发展各剧种音乐，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谈及乐器改良时，有人提出用西洋乐器取代民族乐器，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乐器在构造上、演奏上、音色上都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他深入分析，“明朝的朱载堉已经在理论上彻底地解决了平均律问题。不幸，落后的、分散的手工业技术，无法在乐器制造上实现他的理想”“以中国笛子为例……它‘超吹’时，和‘平吹’时的八度差误率相当大”“管乐器音律上的紊乱，影响了弦乐器音律的准确和统一。而器乐又影响声乐”，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乐器改良的方法和原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观点深刻而精辟，是建立在对民族音乐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的成果的同时，研究本民族音乐，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发展本民族音乐。也正是基于对中西方音乐的精通，他能准确地总结两者之间的特点，“中国戏曲不像西洋近代歌剧那样，每个新剧本，都需要作曲家配上全新的乐曲。基本曲调的运用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之一”。他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传统音乐，“基本曲调虽有其局限性，但如果加以发展，可以表达新生活、新人物”“不应该否认中国乐器存在着缺点，在表现近代生活上有其局限性；但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乐器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他坚决抵制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并撰写了论文《音乐问答——应如何对待民间小调中的猥亵成分》。他不仅对乐器改革、戏曲音乐十分关注，还介绍了西洋、民族唱法，评论戏曲、曲艺演员，撰写人物专论等等，研究领域广泛。

　　对研究基础工作的资料建设他也非常重视，曾经组织人员深入全国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了大量的图片、乐谱、唱片和乐器实物。“如全国各地民族音乐资料的搜集，仅从图书这一项来看，初期的音研所的图书室就收藏有像《册府元龟》这样的在全国也可称之为善本的珍贵古籍，这无疑表现了元庆同志的学术眼力”。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的当前，其实早在50年代，音研所的老一辈学者们就已经意识到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且付诸实践，体现了前辈学者们的超前学科意识。60年代，他还认识到亚非拉音乐的重要性，希望成立亚非拉研究室，促进世界民族音乐学的比较研究。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将音研所建设成集“音乐图书馆、音响资料馆、乐器展览馆”为一体的新型研究机构。建所之初，他与吕骥精心策划，“一是要邀请有专业知识的老专家如杨荫浏、管平湖、曹安和、储师竹和高步云先生等等；二是要配备音乐学院毕业的对民族音乐较为熟悉的中年研究人员；三是要配备一部分热爱民族音乐且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担任资料管理人员……”在工作上，李元庆为专家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并安排青年工作者当老专家的助手，为专家们编写索引、整理书稿，着力培养青年研究人员。他邀请阴法鲁、费孝通等专家举办讲学活动，提高音研所的整体研究实力。对于资料，“他总是亲自一本一本地搜集有关书刊、资料，一张一张地选择适用的唱片，也不放过各种版本、各派有名的指挥和演奏家的录音，不停地各地选购、不断地国外订货……”他先后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各地区、各民族实地考察，他派出调查小组对出土乐器进行测音。他对于搜集、整理资料严肃认真。对于资料科学化的管理，他整改资料室，组织人员到各大图书馆学习。在他的领导下，资料室建立了“中国音乐图书版本库”。为了挖掘整理古琴音乐，他成立了北京古琴研究会。他还设立了乐器陈列室和聂耳、冼星海纪念室。

　　《文集》中的一篇篇闪烁着智慧的文章，一行行充满怀念之情的文字，为我们还原了一位音乐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人生轨迹，再现了他，还有他那段时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