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2)

2010年12月30日 17:43　来源：中国新闻网　

　　“听到卞仲耘死讯：“屋里静极了”

　　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令师大女附中的许多师生终身难忘。张静芬也同样刻骨铭心。

　　“我记得那天天特别热。我们年级组语文老师在二楼的楼上开会。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大家在办公室里学文件，‘最高指示’什么的。听见楼下挺乱的，很嘈杂，从窗户往下看，后操场有学生弄个大筐，里面装了黄土，让卞仲耘这些‘黑帮’抬黄土。他们每人头上都戴着字纸篓。然后又让她们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把，当当当地敲。他们身上都贴满大字报，都是一条一条的。上面写着‘打倒卞仲耘’啊，你是黑帮，你是反动派啊，不老实交代就如何啊。还被泼了好多墨水。还让他们唱‘黑帮歌’。有学生拥着，这些学生我也不认识……”

　　张静芬并没有亲眼看到卞仲耘是怎么被学生打死的。“我后来听到的说法，是说胡志涛挨打最厉害，因为她抗拒，她同红卫兵辩论。但胡志涛年轻身体棒，顶过来了，没伤到要害。而卞仲耘当年已经50岁了，她被击中要害，不知道被谁用棒子打中小脑……”

　　第二天，张静芬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教室里，听到“筹委会”(文革开始后学生成立的取代学校领导班子的组织)的广播，宣布卞仲耘死了。

　　“当时，教室里的桌子围成一圈，我们都围坐在那里。屋子里静极了，掉根针都可以听见。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表情。比如很惊讶，怎么她死了？或者表示，她死了，她该死，她是反动派；或者说，哎呀太可惜了……没有，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她的，也没有反对她的。”

　　或许，这种静寂，一半出于震惊，一半出于恐惧。

　　“这样做我睡得着觉”

　　当天晚上，张静芬彻夜难眠。

　　“我哭了一晚上。后来一连几天都睡不着。卞仲耘她到底有什么罪？她有什么错误？国家有宪法，怎能这样把人整死啊！我想起最后一次看见她带着她最小的女儿四宝从我家门口走过的情景，现在这可爱的孩子就没有母亲了。多么惨绝人寰啊！现在和卞校长已经是天人永隔了，不可能再与她交流了，我决定给她的爱人老王写封信。实际上这就是写给卞校长的信……”

　　时隔40多年，提起当年的情景，张静芬的眼泪仍然慢慢渗出，浸湿了她布满皱纹的眼窝。

　　这封信写道：“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

　　“握手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

　　落款是：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为了防止别人认出笔迹，张静芬是用左手写的信。她还特意戴了手套，不留指纹。“我这也是从电影里学的。”张静芬笑言。

　　这封信被装进信封，写上地址，投进邮筒，寄往了卞仲耘的家。

　　8月9日中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收到了这封匿名信。44年过去了，他一直珍重保存着这封信的原件。

　　“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王晶垚后来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卞仲耘遇害后的几天里，到卞家来的人相当混杂。匿名信差点走漏风声。

　　王晶垚记得，过了不久，师大女附中“筹委会”方面来了一个人，追查是不是有这样一封信。他坚决否认，咬定没有此信。

　　“当时追查的人也没问下去。可能与这是学生打死校长的第一个案件有关。如果事情再晚一点，也可能就会不同，他们可能会凶狠地一直追查下去的。”王晶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