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前期编剧呼吁有一个署名权量化标准

　　访电影《赵氏孤儿》编剧高璇、任宝茹

　　2008年，导演陈凯歌筹拍电影《赵氏孤儿》，将剧本创作的任务交给高璇、任宝茹。电影《赵氏孤儿》的剧本创作经历了两年的曲折过程，在本月《赵氏孤儿》上映之际，高璇、任宝茹又因为对片尾署名提出异议而成为舆论焦点。

　　把反人性的行为 改造成人性的光辉

　　高璇与任宝茹曾共同创作了《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等电视剧。2004年，两人首度与陈凯歌合作，将严歌苓小说《白蛇》改编为电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拍摄，2006年为陈凯歌撰写的第二部剧本也因故被封箱。2008年，高璇与任宝茹受邀为陈凯歌新片《赵氏孤儿》撰写剧本。

　　高璇表示，《赵氏孤儿》的改编难度很大。在创作前，她和任宝茹就仔细读了史书、元杂剧和几个话剧版本，发现主要难度在于，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替换赵孤这个情节点，在当下如何解释。“现在和春秋时期的观念差距很大，在春秋时期确实会有这样的‘士’，宁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保全大义。但是现在的社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将孩子奉为至宝，程婴的这种行为就是反人性的，是无法接受的。”

　　为此，高璇和任宝茹设计了很多种情节，甚至提出一种极端的想法——将这一行为界定为阴谋，程婴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是有政治诉求的，如同吕不韦献赵姬一样，最后的目的是做“摄政王”。但高璇表示：“阴谋论是最好写的，元杂剧中就有《密谋》一折，可我们认为，在元杂剧里没有看到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舍出的一丝一毫的痛苦，不能这样处理。我们还设计利用外围的误会，阴差阳错把孩子献出去，但这就篡改了故事的本意——程婴一定是知道献出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反人性的行为，要把他写成人性的光辉，确实非常困难。”

　　这一环节成了剧本创作过程中的拦路石，两人逐渐发现，剧情需要一个外部的力量去逼迫程婴。在元杂剧里只提到把婴儿抓起来，两名编剧则进行重新设计：屠岸贾一看见赵姬自杀就封城，展开全城大搜捕，程婴从抱着这个孩子走出门就已经插翅难飞。接着，两个婴儿都在程婴手里，只能选择一个生、一个死。高璇说：“因为结果是固定的，我们就要利用编剧的方法倒推，从最后的结果推前面的情节，最终编出一场戏来。我们发现，把赵孤和100个婴儿放在一起，叫做整体利益。程婴在两个孤儿之间的权衡，实际上就是为公还是为私的权衡。”随后，陈凯歌提出，搜孤的关键时候程婴应该不在家，由程妻来做这个决定，用母性来表现就会自然许多。

　　在高璇和任宝茹眼里，程婴只是一个无意中被卷入政治的小人物。他目睹庄姬死亡的过程，心灵上受到了触动。庄姬临死前嘱咐他要让孤儿将来“忘了仇恨，好好活着”，是编剧特别强调的地方。编剧表示：“程婴是一个小老百姓，突然被放在一个历史的节点，让他怎么办？他的力量那么弱，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婴儿。面对着两个婴儿做出选择，无论怎样都会换来后半生的痛苦。在这部影片中，程婴表现的是‘仁’，而不是原来的‘义’。”

　　编剧权益亟待出台规范

　　高璇与任宝茹在完成了《赵氏孤儿》剧本前半部分后，与陈凯歌发生了一些分歧，加上一些时间安排上的原因，两人中途退出了《赵氏孤儿》的剧本创作。据高璇介绍，最终公映的成片有一半以上的情节是来自她们二人当时创作的剧本，然而在最终的片尾字幕中，编剧署名陈凯歌，两人的署名却是“前期剧本创作”，而且排位很靠后。两人对此表示不能接受。

　　高璇和任宝茹对记者表示，编剧署名权在合同里已经写明，但是没有想到最终会以“前期剧本创作”的称谓出现。她们咨询了律师，得到的反馈是，这是个“擦边球”概念，即使走法律途径也没有胜算，因为没有任何权威机构来对署名权进行规范。

　　“‘前期剧本创作’这个生造的名称虽然看起来好像跟编剧差别不大，但我们觉得编剧的地位降低了。”高璇和任宝茹表示。

　　“以前我们被行内的学会叫去开各种维权会，我们俩就在底下玩手机认为事不关己，还说如果我们俩都要维权了，就没有天理了。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跟导演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从不对立，真的没想到有一天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高璇说，“我们不否认个人目的，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就让‘前期剧本创作’淹没了。我们在电影院看的那场，等到字幕‘前期剧本创作’出来的时候，观众已经走完了。”

　　提到编剧的权益保护，高璇和任宝茹均表示，编剧不应该与导演和制片方对立，而应当呼吁管理部门出台相关规范。“我们应该有一个对署名权量化的标准，比如写了多少戏份可以署在什么位置，或者按照编剧、拍摄剧本编剧、改编编剧来细分，凡是参与剧本创作的都应该享有署名权。”除此之外，高璇也提出，编剧还应有宣传权，宣传要有编剧的一席之地：“写新闻通稿时好歹提一句剧本是谁写的。能谈某演员的演技多有突破、某导演的功力多么深，为什么就不提一提某编剧在创作上又有哪些创新呢？正是因为长期在宣传上的忽视，才导致公众不关心影视剧的编剧。”

　　任宝茹说，对于编剧维权的呼吁已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每次都会很快归于沉寂。然而，如果编剧界比较有资历的人都不去呼吁争取，那些人微言轻的小编剧就更不敢吭声。她说：“很多年轻的编剧在网上给我们留言，说他们为了能拿到酬劳或者获得下一次写剧本的机会，不敢得罪制片方，不得不妥协，放弃署名。我们当然可以号召联手抵制霸王条款，但不能不顾及那些编剧新人，他们还要靠这个生存。所以为什么说编剧维权难，一到需要抱团的时候就瓦解，你不写我写，制片方总能找到编剧。”

    本报记者  成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