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园捆绑申遗胜算几分？噱头还是理想？

　　自2006年大学毕业，杜江萍已有4年没来武汉中山公园了。这里，曾留下她青春的飞扬和初恋的甜蜜……不久前，她来到这里参加了一个房展会，准备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置办新家。不过等她的孩子长大后，这里也许就不再是武汉市民的专属文化休憩乐园了。

　　日前，中国中山公园联谊会会长单位北京中山公园证实，内地51家中山公园将集体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工作正在计划中。虽然全国的中山公园申遗早在2002年就有人提出，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加上各家中山公园因历史背景不同，差异很大，所以申遗工作一直未进入程序。但申遗肯定是该联谊会的最终目标。

　　中山公园申遗刚刚起步

　　中山公园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公园的统称。民国时期，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拜，中国曾掀起中山公园建设热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少城市还将原有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由此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同名公园。据统计，全球共有75座中山公园，其中中国内地51座、港澳台19座、国外5座。

　　“数量最多”就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了吗？显然不是。

　　被推荐申遗须至少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六大评选标准中的一项，并同时符合真实性及完整性的要求。这六条标准是：代表人类创造性天才的杰作；展示人类在一段时间里或在世界的一个文化区域内，对建筑或技术、不朽的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现存或已经消失的人类文明或文化传统构成或典型的见证；构成可以展示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某一类型结构的最富有特色的例证，如建筑、建筑群或景观；构成可以代表某一文化或多种文化的传统人类住区或规划的典型例证，而这类结构在不可逆转的社会文化、经济变动影响下已变得脆弱；与有着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生活传统、观念、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的或确实的关联(此标准只在特殊情况下结合其他标准才可以使用)。面对这些申遗标准，中山公园的突出价值在哪里？

　　中国中山公园联谊会副会长、武汉中山公园党委副书记柯昌伟这几日一直忙着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为了申遗，他要整理国内中山公园庞杂的历史资料。“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太原解放前就有中山公园的相关记录，但现在改为地域性名称了；比如之前认为云南省内没有中山公园，但发现楚雄有一个；比如有的公园和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渊源，有的公园却找不到……”这让柯昌伟倍感困惑。

　　更困扰他的是近期公众对中山公园申遗提出了诸多历史遗存和文化价值方面的质疑。“如果没有什么历史遗存，仅仅建一个园子，树一个孙中山的头像就跑来申遗，那不是太可笑了吗？明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出要申遗的消息，让人感觉是一次联合的广告行为。”一位北京市民说。

　　“申遗的具体价值阐述要等到明年5月举行的中山公园联谊会筹备会上才能确定，到时会正式启动相关申遗程序。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首先发动一些大城市的中山公园准备资料。不过，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历史文化名园保护与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本次申遗工作中应该还会体现。”柯昌伟说。此前，北京中山公园负责人杨明进也曾向媒体表示：“各家中山公园历史背景、发展情况不同，以什么理由、什么形式申请还不能确定，需要共同研究。”

　　一些专家从精神价值方面肯定了中山公园的申遗行动。文史专家龚洁认为，中山公园申遗申的是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向世界展示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即一个革命先行者结束封建社会，改变人民被压迫状态的民主启蒙思想和所做出的努力”。

　　具备申遗资格

　　中山公园很“年轻”。以武汉中山公园为例，它1928年才得名。如此“年轻”即被封为“遗产”是否合适？国内大多数中山公园都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是否可以“越级”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名胜？在目前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尚未找到名人命名公园系列申遗的成功先例，中山公园能否打破零纪录？系列申遗在“人多力量大”的同时面临良莠不齐等诸多问题，该如何解决？

　　还未启程就背负了公众如此多质疑的中山公园，眼见申遗前路困难重重。

　　虽然20世纪建造的现代化城市巴西利亚已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近、现代建筑申遗成功毕竟是少数。对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柴晓明表示，遗产或者文物的认定并没有明确的年限限制，主要标准是其价值。北京交通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王衍用则用实例说明了人们存在的认识误区：“人们对世界遗产的认定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比如说鸟巢、水立方未来也会成为新遗产，但因为还没有经过时间的积淀，冠之以遗产的名头，大家会很不适应。” 他对此次中山公园申遗持乐观态度：“虽然在评委心中肯定是历史久远的东西地位和价值会高一点，打分时候的权重会高一点，但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社会、倡导三民主义的历史功绩是很符合国际社会理念的。拿历史价值和人文关怀去申遗，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对于申请世界遗产是否需要先具备国内各级文保单位“身份”的问题，柴晓明表示并无此方面要求。但从国内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参与申遗的项目基本上都具备国家各级文保单位的头衔。“世界遗产要求在国内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等于拥有了全国最高级别的文物保护法律地位。这是从大运河申遗开始就强调这一点的，参与大运河申遗的单位必须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告诉记者，“申遗不是有一个名称就能怎么样了，它要有历史、科学、艺术、景观等多方面价值，必须达到国际要求的水平。虽然说申遗只需满足世界文化遗产六大价值标准中的一条就可以了，但满足的这个价值必须是很高的。”

　　我国目前已拥有世界遗产40处。据统计，现在国内有35个项目已正式备选申遗，各地提出申遗的还有200多个项目。按照联合国“一个国家一年只准申报一个项目”的规定，这些项目已经排到下个世纪了。那中山公园申遗岂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否认了申遗要按先后排序的说法：“申遗不是按先后顺序排资论辈的。有时候大家看着某些项目很好，但它们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申不上。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个事物原本大家都不熟悉，突然之间冒出来，各方面条件也很成熟，那就可以先申这个项目。它是动态管理的。”对于中山公园申遗，他认为申遗方现阶段需要做好两件事——进入我国申遗预备清单项目行列、挖掘自身突出价值所在。对于流传的“中山公园申遗，申的是精神”一说，吕舟认为：“不是不可以，精神在申遗标准的第六条有所体现，但是通常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一条标准来衡量，一般还得同时具备其他五条标准中的一条才行。”

　　申遗之路困难重重

　　采访过程中，系列申遗会比单个申遗遇到更多困难被专家们反复提及。王衍用认为，系列申遗也有好处：“用一个主题覆盖各个要素和形象，一起向外推销有利于被市场接受，也有利于全方位的发展，比单兵作战的效果好。”他还建议：“除了中山公园，国内还有很多以孙中山为主题的建筑体系，比如南京中山陵，比如数不清的中山街、中山路，它们在建筑设计等方面都称得上是完整的建筑艺术品。这些都可以与中山公园联合成一个系列共同成就申遗平台。”

　　话虽这么说，但因为系列申遗中的每一个申报点都必须满足高规格的世界遗产评选标准，这种“人多力量大”的申遗方式在影响力增大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申报点情况相异、不好统一的问题。对此，王衍用提出要“分层次筛选”：“申遗时要筛选、分层次。可以把最具代表性、历史文化较为深厚的几个地方先拿出来申。一股脑地都往上报，很可能会阻碍申遗进程，产生负效应。”

　　管理体制的不统一，这是柯昌伟现在就遇到的一个大难题。“现在好多公园的建制都变了。不少县市成立了公园管理处对公园进行集中管理，有的归建设局管，有的归城管局管，情况不一。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山公园是既有名字又有单位，有自己的领导班子、职工、股室、审批权，现在大多只剩下一个名字了。建制的变化会给申遗带来不少影响。”

　　对此，吕舟表示，管理体制和法律保障是世界遗产考察和评价的重点对象，其考察的核心内容是申遗方是否具有使遗产长期保存、价值长期保护的切实保障。

　　不要幻想，不要走偏

　　近来，佛山、温州、青岛等地的中山公园纷纷给柯昌伟打来电话，表示将参与中山公园的系列申遗工作。大家的热情让柯昌伟感觉责任更重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发起此次申遗行动时，他说：“我倡议申遗的最大目标就是保护，举个例子，福建某市的中山公园现在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了，因为它在当地的城市开发中被拆除了。中山公园承载着中国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记忆，历史需要传承，传承需要保护。”

　　但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与申遗方高涨的热情不同，中国民众在早年故宫、长城等历史古迹申遗时所表现的强烈支持和欢欣鼓舞，已所剩无几。许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申遗是件好事，但近年来频出的大手笔申遗经费和大规模旅游开发让大家对申遗目的产生了怀疑。

　　就申遗目的，记者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92%的人认为是为了发展旅游业，提高当地经济收入；74%的人认为是为了提高当地知名度，打造政绩工程；34%的人认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名胜古迹。

　　有数据表明，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申遗成功，自此至2008年的11年间，当地旅游综合收入从1250万元增至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比重从不到1%增至13.91%。同期申遗成功的云南丽江古城势头更猛，1997年之后的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仅2009年一年的旅游业收入就高达88.66亿元，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达50%以上……如此看来，世界遗产的称号似乎变成了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金字招牌”。

　　“申遗会给遗产本身带来更好的保护，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全部，实际上还有一种驱动力是对地方官员而言的，那就是政绩。知名度高了、美誉度高了，经济收益会提高，还有一个敏感的字眼——钱。从以往来看，国内每个申遗项目单是前期的规划、研讨、公共设施等准备工作就要花费成百上千万元，但这巨额的申遗经费是无形的，花多花少是可伸缩的。如此名利双收的好事会有人拒绝吗？” 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丹青也担忧：“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不管深层次动机是什么，从争取国家利益、保护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支持申遗的。”王衍用说，虽然各申遗单位表示会严格遵守相关要求做好保护工作，“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还没有完善的保护措施条文。申遗成功后保护的好不好关键还要看管理力度”。

　　在开发旅游这个问题上，虽然吕舟也表示“没有关系，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目的都很纯洁”，但他还是反复向记者强调，旅游开发必须建立在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上。为了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建立了监测机制。

　　申遗，是一次提升，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种责任。它有利于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国门，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从而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发扬。但申遗也是一个过程，比这个过程本身更有意义的，是提高全社会对文化自然遗产的重视。早在2003年，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包克辛就曾作过这样的批示：“我不反对申遗，但一定要端正认识。申遗是为了保遗，不要幻想，不要走偏。”

　　本报记者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