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在河南“五七”干校
河南“五七”干校是钱钟书一生中一段抹不去的岁月,1969年,钱钟书离开了北京,下放到河南。一年之后的1970年,杨绛也被下放到这里。杨绛被安排在菜园负责看守菜园。杨绛所在的菜园离钱钟书工作和住的地方不远,钱钟书此时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短暂相聚。两人时常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为他们艰苦的下放生活增加了生活的乐趣,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钱钟书、杨绛夫妇获得了自由后,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浪费了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日闭门不出,沉入到自己的学问事业。1972年3月,钱钟书开始创作他毕生的杰作——《管锥编》。
“文革”结束后回到了北京,暂住在学部7号楼一间办公室
钱钟书一家虽然回到了北京,但是“家”却没有着落。几经辗转钱钟书一家迁入学部7号楼一楼西尽头的办公室,这已是1974年的5月22日了。学部7号楼有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钱钟书和杨绛住起来非常局促。西尽头的走廊是厨房兼堆煤饼,走廊是家家的厨房。钱钟书一家所住的这间办公室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好在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在这间斗室中钱钟书和杨绛安了两张书桌,一张面对西墙,是杨绛的书桌;另一张面对东墙,是钱钟书的书桌,他们夫妻两人整日伏案写作,埋头读书。
杨绛说,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6号楼里。钱钟书和杨绛可以方便地借到所用书籍。钱钟书在这里继续写《管锥编》,而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他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乐趣。还是在学部7号楼的这间小屋里,钱钟书和其他学者共同完成了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
三里河成为钱钟书人生的最后居所
在学部办公室里栖身数年之后,钱钟书一家终于告别了这种蛰居生活,有了自己的住房。1977年2月4日立春,他们搬入了三里河南沙沟寓所。三里河南沙沟的位置非常好,以樱花著称的玉渊潭公园和花园式的钓鱼台国宾馆就在附近。走入三里河路,整洁有序的街道,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感觉到这条街道的与众不同。钱钟书居住的南沙沟小区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乔木和碧绿的草坪。就是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度过了他的晚年,虽然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这段时间是他和杨绛一生中相对安宁和平和的岁月。
钱钟书和杨绛对于这套寓所非常满意,这套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钱钟书夫妇的卧室,一间是给他们的女儿阿瑗居住的,一大间是钱钟书和杨绛的起居室也称书房,还有时用来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用。在客厅兼书房的大房间里有一个大大的书桌放在窗前一角,上面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些资料和书籍,这是钱钟书使用的书桌。在大书桌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上书“一双同梦生花笔,九万培风齐斗楂”,这是钱钟书和杨绛新婚燕尔之时,石遗老人(陈衍)为他们题写的贺联。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这个家时说:“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也是居住在这里时,钱钟书与女儿钱瑗相继去世。杨绛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日子。于是杨绛写了她晚年非常著名的一本集子——《我们仨》,让她无尽的思念和追忆化入纸中。
文并供图/艾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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