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铁道兵团战士在洪水中抢修铁路。图/fotoe)
(谭相求老人一聊起自己当年抗美援朝的经历时就滔滔不绝。图/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陈勇 )
“当时的形势让我觉得,再读书也没什么用,我希望在胸前搞一个牌牌戴,想为新中国做贡献。”老战士谭相求回忆起当年抗美援朝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11名抗美援朝老战士齐聚长沙马王堆医院食堂。
60年前,他们最小的只有15岁,大的也就二十来岁。一群铁血将士浩浩荡荡地开往鸭绿江。
60年后,他们大多已经迈入耄耋之年。他们很多都来自东北,现定居湖南。
重见故友,老兵们的心情都很好,他们都是当年舟桥84团的战士。1950年10月,奉命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高山镇阻击战和保障清川江、大宁江交通运输。60年后,重忆抗美援朝的经历,他们依然记忆犹新。
零下二十度在鸭绿江搭桥
高永江当年前往鸭绿江时才20岁,是排级干部。“高山镇阻击战,敌人是空降的500多名美军,机械化的部队,空降到朝鲜后方。”高永江还记得当年的情形,夜晚12点多,尽管装备悬殊,但第二天,他们仍将美军抓为俘虏。
让高老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鸭绿江架水下面桥。那是1950年10月,为了让鸭绿江两岸的志愿军顺利对接,要在水下架桥,以免敌机侦察发现。二营的志愿军在中国架桥,三营的志愿军在江对岸的朝鲜架桥。
“当时江水温度-20℃,寒彻骨髓。”水面结着薄冰,江水淙淙,寒风飕飕,下着小雪。志愿军脱掉棉裤和鞋袜,赤足涉入江水,“刚进去的一刹那,人冻得直哆嗦。”由于江水非常寒冷,志愿军轮流下水,十分钟就换一次人,上来的人就赶紧用酒精擦身体,坚持不了的就用担架抬走。
在朝鲜一年都洗不上一次澡,身上都长了虱子,吃的都是炒面和压缩饼干。白天怕轰炸,晚上出来架桥。当时的气温很低,男兵去外面小便,还没有尿完,就已经结冰了。尿完后就可以直接用脚踢开,都是固体了。人接触到铁,也很快被冻住,手就不小心撕烂了。
“那时候我们要打5种疫苗,因为细菌太多了。”高永江说。
“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很友好,他们很拥护我们。”高永江表示,当年,朝鲜的男丁上了战场,家里留下的都是女性。他在那边3年学会了朝鲜话。“我给你们报仇来了!”高永江当年就是用朝鲜语这样跟朝鲜人民说的。
谭盾父亲“想搞个牌牌戴”
谭盾的父亲谭相求也是昨天到场的老兵之一,他很健谈,刚跟谭老提到儿子谭盾,他即表示“谭盾是谭盾,抗美援朝是抗美援朝”。忆起当年峥嵘岁月,他便滔滔不绝。
谭老是湖南人,1949年9月弃笔从戎,在岳云中学加入解放军,与丁玲是校友。谭老表示自己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笔杆,“为人民服务”。
去朝鲜那年,谭老才18岁。“当时的形势让我觉得,再读书也没什么用,我希望在胸前搞一个牌牌戴,想为新中国做贡献。”78岁的谭老说话不时透露出一股孩子气。
1950年10月7日,谭老抵达东北辑安,渡鸭绿江入朝作战。在水面以下70公分架桥,以便让坦克、重炮通过。
10月19日,彭德怀从丹东过铁路桥到朝鲜,当时只带了一些轻骑过去,驻扎在朝鲜的丛林地带,很多重骑都过不了江。为了在10月25日前把志愿军的主力部队送到朝鲜阵地,他们常常夜间行动,潜入江心架桥。
“美军当时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派兵干预此事。后来发现我们志愿军的衣服和朝鲜兵不一样,方知原来中国志愿军来了。”谭老说到此处,大笑起来。当时的水下面桥,通过了主力部队38军、40军、47军(部分人员),还有炮兵1师。
“84团在志愿军中是接触美军最早的部队。”谭老表示,长津湖战役是渡过鸭绿江的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鼓舞了士气。
鸭绿江的另一个渡口时宽甸,志愿军采用了操渡的方式,将几个船连在一起,把坦克放在上面。84团架桥时,曾遭到美国空军的扫射、轰炸,还用了细菌弹。“美国用的是现代化空军,志愿军部队当时就用随身带的武器,机枪,步枪,手枪还击。”
谭老因为文笔好被调到宣传部,一次他驾着橡皮艇出去采访,突然3个探照灯对着他扫过来,对方喊道:“鬼鬼祟祟做什么?把手举起来!”经过一番盘问后,得知他是去采访的,司令部干部口气松懈下来,“小鬼,你要小心点,今晚美军5辆坦克朝我们开来了。”
后来谭老的采访稿被发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报》,谭老至今回忆起来仍很自豪。因为这次报道,谭老立了三等功,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议会颁发的勋章一枚。
“在朝期间,立了5次功,其中有两次得了勋章。”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会吹笛子,能拉胡琴。不少人都说,谭盾就是遗传了父亲的这些基因。
谭老喜欢和后辈们,尤其是年轻人讲花鼓戏《张先生讨学钱》,讲旧社会是怎么读书的,但年轻人不喜欢听,“他们说时代变了,不能还像我们那样去过苦日子。”谭老语气中透露出无奈。
15岁双胞胎姐妹抓阄赴朝鲜
陶奶奶是在座的11位志愿军老战士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今年75岁的她是这其中最年轻的,陶奶奶14岁在桂林参军,15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陶奶奶说,父亲是个知识分子,长期在长沙从事地下党工作,所以把母亲以及五姐弟送到了桂林。受父亲的影响,排老二的陶奶奶和姐姐妹妹很早就在桂林参了军,看到招募赴朝志愿军的通知时,四姐妹都争着要去,母亲考虑到还有2岁的弟弟需要人照顾,所以坚决不让四姐妹全去,至少要留下一个。
四姐妹对于谁去谁留争论不休,母亲最后想了一个听天由命的方法:抓阄。母亲拿了一张纸,裁成了四小片,一张纸写着“留”,三张纸写着“去”。陶奶奶和双胞胎妹妹都抓到了去的字条,大姐则留在了桂林。“别提当时有多高兴了,除了高兴就是高兴”。四妹在到达福建时由于生病,最后只得回到桂林。去成朝鲜的就只是双胞胎姐妹了。
入伍后,陶奶奶和妹妹都分到了文工团工作,虽然是双胞胎,但姐妹俩性格截然不同,陶奶奶外向,而妹妹很腼腆。所以陶奶奶比较多的是参加慰问演出,唱歌跳舞打腰鼓,妹妹则主要负责服装道具以及化妆。
回忆当时的情景,陶奶奶说“既担心又害怕”。因为天气冷,女同志的用水问题很严重,洗脸要把地面的冰扒开,用下面的一点融水抹下;头发边洗边掉冰碴;由于长期没水洗澡,所以满身虱子,她们把虱子称为“光荣虫”。
每天天未亮就得爬到山顶去排练,因为飞机一般轰炸房屋,相对而言山顶比较安全。去异地演出的时候,经常会半路跳下车躲藏起来,等头顶的飞机开过以后又继续上路。除了演出,文工团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站岗。据陶奶奶回忆,当时很怕,可是又不得不站岗,每次听到飞机的声音时,“牙齿打战,双腿哆嗦”。
3年后,停战协议签订后,陶奶奶和妹妹回国见到父亲时,父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能活着回来就好”。(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 刘志杰 王欢 实习生 谢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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