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兵朝鲜岁月：头顶机枪扫射 脚趟冰水过河

　　头顶机枪扫射 脚趟冰水过河

　　一位通信兵的朝鲜岁月

　　亲历者：王国斌

　　1948年2月入伍的王国斌老人，家中珍藏了13枚军功章，包括全东北解放纪念章、全华北解放纪念章、华中南解放纪念章、海南岛解放纪念章，当然，还有那枚最珍贵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王国斌1950年10月随部队第一批入朝，1958年10月随志愿军总部最后回国，他在朝八年，三次荣立三等功。如今，一个甲子轮回，回忆起60年前的往事，王国斌老人仍记忆犹新。

　　“敌人的电话线，不用白不用”

　　1950年10月19日，王国斌随军入朝，在志愿军军部电话连当通信兵。不到一周时间，第一次战役便打响了。战斗很激烈，部队前进很快，作为通信兵的他们，要及时保证军部与各师之间的有线通信，战斗打到哪，电话线就要铺到哪，任务非常艰巨。

　　铺设线路时，王国斌发现，路边总有敌人逃跑时随意丢弃的被覆线，这也可以利用呀。“反正是敌人的，不用白不用，还能节省我们的资源。”老人笑着回忆说。

　　因为是逃跑时临时丢弃的，所以敌人的被覆线很乱，十几条，几十条搅在一起，把它们分开需要时间。但是，干活时，总有敌机在头顶上扫射，王国斌要一边剪敌人的线，一边接自己的线，一边还要提防头顶上的敌机。正在接线时，听到飞机的声音，大伙都要大喊一声“隐蔽”互相提醒，跳到附近的沟里，等机关枪的声音没了，飞机飞走后，再继续工作。

　　因为想到用敌人的被覆线为我军服务，任务完成后，王国斌被记了一次三等功。

　　趟河架线 一双大头鞋冻成冰疙瘩

　　因为工作出色，王国斌被调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负责前线指挥部的有线电话通信保证。当时，部里的通信人才急缺，三个人要负责一部总机、十部分机的有线通话。

　　为了防止美军在西海岸搞第二次“仁川登陆”，志愿军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西海岸反登陆前线指挥所”。为保证“志司”与“西海指”的通信联络，上级指派王国斌带领一个班，完成这次加挂线路的紧急任务。

　　线路铺设到大同江时，正好是12月，一个寒冬。江边的水面虽已封冻，但江心仍未完全冻上。如果走桥或者找其他已封冻的江面，就要绕很远的路，浪费不说，裸线也不好放。但若真趟河过去，江水的温度之低难以想像。作为班长，王国斌心中没有别的选择，他叫自己的兵从其他地方过江，自己扛着几十斤的电线趟着冰水向对岸走去。电线有两大捆，他就趟了两个来回。等到任务完成上岸后，大头鞋里面的水已经结冰，整只鞋都冻在脚上，成了冰疙瘩，走不了路，也脱不下来。班里的战士们赶紧用火烤，用手捂，好不容易把鞋从脚上拔出来，为了赶进度，继续架线，王国斌干脆把棉手套套在脚上，接着工作去了。

　　不慎落水 朝鲜老乡救了他的命

　　1953年夏天，王国斌所在的排负责总部至阳德方向通信线路保障任务。一天，他按常规和战友从营部向连部方向巡修，按着“顺线走，逐杆瞧、上下左右都看到”的程序，俩人爬山头、钻山沟、过树林、涉河流。到了下午返程时，突然下起暴雨，山洪暴发。两人正趟过一条小河沟，刚走到河心，接应的小战士接过王国斌手里拿的资料，一转身失去平衡，就被水冲倒了。王国斌赶紧将他扶起，又回身去捞掉在河里的小包，这时一个大浪打来，把他扑倒在洪水中。刚开始，他头脑还清醒，尽量抬头不呛水。可后来不知怎的，昏沉沉被冲到对岸。

　　迷迷糊糊中，王国斌突然感到温暖，隐约看到一位朝鲜老妈妈正用火盆为他取暖，烤衣服。原来，他被一位姓金的老人在河边发现，找人抬回家中，为他换了干衣服，烧了热炕，盖上厚厚的棉被，熬了姜汤……

　　第二天早上，连长也找来了，他们给老妈妈送来了感谢信和慰问品，王国斌也对着救命恩人深深鞠了一躬。

　　60年前的

　　手指移植手术

　　亲历者：刘桂兰

　　1951年初，刘桂兰刚满20岁，因为前方伤员过多，她便提前从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沈阳后勤第三陆军医院任实习医生。

　　刘桂兰说，当时，医院里的病人大多是冻伤，手足冻坏、变黑、感染、坏死，大部分人都被截肢。在刘桂兰管辖的病房里，一位16岁的小战士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天真活泼，就像个娃娃，却失去了手指脚趾，右手只余一个拇指和小指，吃饭写字都成问题。即使这样，这个小战士依然乐观地面对生活，在医院里，他努力学文化，进行功能恢复。刘桂兰看着很心疼，她突然想到：能不能给小战士做个手术，把小指移植到食指上？这样起码可以握笔，可以拿勺。征得小战士同意后，她亲手给病人做了手术。让大家振奋的是，手术成功了！

　　文艺兵

　　变身小铁匠

　　亲历者：张福元

　　1953年，正是我军防止敌人第二次仁川登陆阶段，为了和敌人抢时间，部队落实了打坑道的战备工作，组建了掘进组、爆破组、运渣组和被覆组，文艺兵也一一上阵，被分配了任务。文艺兵张福元被安排到供应打坑道的钢钎工具小组，专门负责提供钢钎。

　　由于物资紧张，眼看着钢钎影响了工期，张福元急在心里，他琢磨着自己搞个铁匠炉，自己打钢钎。

　　说干就干，张福元先去朝鲜老乡家借了个手摇式的小鼓风机，又到处捡石头，砌炉灶。点火试炉时，因为就他一个人，又要摇鼓风机，又要打钎头，还要沾火试验，根本忙不过来。没有打铁的大锤，他就用小手锤一下下敲。没敲几下，手上就磨出了水泡，根本握不住锤把，他干脆用毛巾沾水缠上手，接着打。

　　经过多次试验，张福元终于做出两根钢钎。他兴高采烈地把钢钎扛到工地上，一试之下傻眼了。“掘进组的战士们一试，不是钎尖崩掉一半，就是钎头秃了。”张福元笑着回忆说。

　　试验失败后，张福元没气馁，而是跑到军部找打铁师傅请教。“师傅说，这是火候的问题，时间、深浅都有关系。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大半。”张福元说。听师傅讲完课，他没立即回驻地，而是在军部练上了手，让师傅面对面指导一番。等回到了自己的小铁炉，他再一试，果然成功了。

　　7车弹药紧急疏散

　　避免了一场大劫难

　　亲历者：陈希学

　　抗美援朝期间，设在丹东的军运处是援朝运输的指挥中心，每天的任务是把援朝部队和物资在夜间向朝鲜抢运。陈希学便负责这项任务。

　　运输物资时，也要和敌人打游击战。陈希学记得很清楚，1953年5月10日夜，七辆物资运输车停在军运处，在车站等待编组，军运处的领导和战士个个脸色凝重、严肃。陈希学知道，车上装的是要运往朝鲜的七车弹药。晚11时左右，突然接到警报，说敌人又来空袭了，防空指挥部赶紧下命令，把运输车向后方疏散，一个车头挂着七车弹药从丹东向后方疏散。车刚开走，敌人就投弹了。“那次敌人一共投了21枚炸弹，就在原先停放弹药车的地方，要是有什么万一，我们都不敢想。真是避免了一场大劫难，现在想想，险着呢！”陈老说。

　　本版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魏雯 实习生 初苒 摄影 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