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饼干盒做伪装 潜伏在离敌人最近地方

　　饼干盒做伪装

　　潜伏在离敌人最近的地方

　　亲历者：刘福昌

　　身材高大挺拔，目光深邃，声如洪钟，虽已年近80，但志愿军老战士刘福昌骨子里属于军人的风采依然不减当年。60年前，他曾经驰骋疆场，战斗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在朝鲜战场，他隐蔽在离敌人最近的地方，用机智和勇敢，为后方指挥所提供最新的阵地报告。

　　说起以往的战斗岁月，刘福昌老人心潮澎湃——

　　夜探前线 一波三折

　　1953年春天，刘福昌在志愿军某团当文化教员。当时，部队正在朝鲜新安州、西海岸沿线实施设防、构筑工事，防御敌人两栖登陆。6月初，又奉命开赴“三八线”，接手西方山防线。刘福昌是团里少有的初中生，素有“小知识分子”之誉，因为前线观察所正需要人，团长便派他上阵，调到二营，到西方山南无名高地上任观察所长。

　　其实，战争中，除了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直接拼杀，前线观察所是距敌人最近的阵地。刘福昌要去的观察所，与对面敌军阵地的距离只有300米，对方换防、咳嗽、喊话都能听得见。

　　观察所离驻地很远，要翻好几个山头。而且，为了防范我观察员侦察，敌人在这一区域设置了许多炮火封锁区以及暗哨。因此，前往观察所的那个晚上，给刘福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记得，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深夜，被派驻观察所的三名同志，随同七连一起进入阵地。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去观察所，连长特地安排他们走在自己身后，以便照应。一路上，连长把敌军的封锁点摸得很清楚，走到某个山口时，他会突然下达口令：“往后传，停止前进。”口令声没过5分钟，就能听到前方传来的敌人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等到扫射声停止，连长又说：“往后传，跑步通过。”大部队又小心而迅速地通过封锁区。就这样，刘福昌和战友们迎着敌人的枪、炮声不断前进，离前沿阵地越近，敌人炮弹的爆炸声就越密集，炮弹炸起的沙石块就在眼前，天空中还能看到敌人打出的照明弹，慢悠悠地悬在阵地上空。只听连长一声口令：“隐蔽前进、拉大距离进坑道。”刘福昌这才发现，原来我方坑道近在眼前。

　　急中生智 巧改探头

　　前线观察所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帮助后方观察所扫平死角，因此，前线观察所有专门设置的一个垂直式观察口，人在坑道里，把一个长长的望远镜通过观察口探出去，看到对面山头的各种情况。

　　刘福昌说，前线观察所一直是交战双方的心头大忌，观察位置一旦被敌人发现，麻烦事小，贻误战机事大。而望远镜的玻璃片反光，也是发现观察所位置的一种方法。最初，观察所把一个简易纸筒套在望远镜上，能防止反光，但由于纸筒过长，视线难免受到影响。刘福昌想，为什么不把纸壳卷成喇叭形呢？遮光面够大，视野还能够开阔。他请运输连的排长捎来空的饼干箱做筒体，用木柄手榴弹做模，将纸壳卷成喇叭口，长度也由原来的15厘米变成12厘米，方便多了。

　　白天，敌人的炮火很疯狂。美军的炮兵校正机像个“无头苍蝇”，天天在阵地上空转悠，为他们的炮兵指示目标，尤其注意侦察我们的坑道出入口。只要它的机翼向哪边倾斜，敌排炮就朝哪个方位打。大伙都气愤地叫它黑寡妇、老病号。好在，由于双方阵地靠得近，担心自家的阵地遭到误炸，敌人的轰炸机不敢到前沿阵地轰炸和扫射，我方观察所一直没有暴露。

　　因为纸筒易受潮，大家使用得十分小心，只在白天用，晚上不用。可是后来发现，晚上不用也不行。“那时候战事吃紧，敌人每晚都在空中打照明弹，一串接着一串。而且，探照灯的光柱也是不断扫来，把双方阵地照得通亮。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刘福昌说。

　　由于使用了加纸筒的望远镜，前沿观察所的位置一直隐蔽得很好，始终未被敌人发现，直到7月27日停战。

　　发报时，1000磅炸弹在他身边落下……

　　亲历者：金魁勋

　　1952年，金魁勋才17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前线指挥部的一个报务员，值班时负责收发电报，平时也要装备武器，以防敌人空降。

　　朝鲜战场上，敌军的装备，尤其是航空力量方面一直高出我们一大块。因此，他们一直企图从空中对志愿军施加压力，一轮轮的空袭接踵而至。金魁勋就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

　　一天上午，正值他在值班，任务特别多，要不停地发电报。当时，防空警报也是一波一波地过来，刚跑完上一个警报没多久，下一个又来了。正在他发报时，警报又来了，这已经是这天的第三次了。说起来敌机也怪，有时候投弹，有时候就胡乱扫射一通，还有时候，就是单纯的骚扰，晃晃就走。“要是再跑警报，手中的电报可能就发不完，那不是影响前方的战事了吗？”这么想着，金魁勋就没动，依然扣着耳机工作。那时的他哪晓得，这一次空袭，可是威力最大的。

　　警报响完没多一会儿，敌人的飞机就来了，直接投弹。“当时我什么都没想，只知道这轮空袭就在我们的指挥所上空。就听见‘咣’一声，然后四周一片寂静，感觉空气都被压缩了，我的心也被提起了老高。”金魁勋回忆说，虽然当时自己戴着耳机，但耳朵还是被震够呛，大脑嗡嗡直响。他知道，这肯定是敌人投弹了，心里一点也没害怕，也没停下手中的活，继续发。

　　电报发完后，他从指挥所里走出来，看到离自己不足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里面还有不少水。后来才知道，这枚在他身边爆炸的炸弹，足有1000磅。

　　“我们的战争之所以能胜利，有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志愿军战士们不怕死、不怕累、不怕苦。”金魁勋老人说。他的眼神里，依然能看到这种精神。

　　战火中的“红色传令兵”

　　亲历者：伍逢亨

　　伍逢亨老人今年78岁。他20岁入朝，26岁回国，把最青春的那段时光挥洒在朝鲜战场。战争催人成长，从初上战场的恐惧，到慨然写下遗书的无畏，伍逢亨只用了一年时间，最终，战斗胜利了，他没有牺牲。

　　作为译电员，他虽然不直接拿枪在一线冲杀，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主席说过，译电员都是无名英雄，是党的咽喉，是红色的传令兵。

　　激战时刻：写遗书要求入党

　　伍逢亨记得，1953年初，是敌人攻击最猛烈的时候。那段时间，敌机在我防区活动越来越频繁，它们凭借着所谓空中优势，狂轰滥炸我后方的铁路、桥梁和居民点。有一次，一架敌机在离他住处200米的地方，扫了一通机枪，连投两颗炸弹，巨大的爆炸声震得他耳朵嗡嗡直响，心脏也猛地跳了好一阵。小泥房上的土都被震了下来，掉在他正翻译的电报稿上。1953年3月20日，伍逢亨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次反敌登陆作战将是空前残酷和激烈的，事先写封遗书是必要的，以便在牺牲后，让组织和同志们能了解自己的心情。”

　　那天晚上，就着坑道里的烛光和外面的隆隆炮火，伍逢亨展开一张纸，提笔写道：“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已经与大家永别了，我已经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我的鲜血和生命……同志们，在我牺牲之片刻前，我有一个幸福的愿望……请追认我作为共产党内的一名战士吧，这就是我的崇高愿望……”

　　遗书写完后，伍逢亨将正稿交给了部队指导员，自己留下草稿，夹在日记本中。虽然他并没在战斗中牺牲，但这份遗书却被指导员交给了党组织，他入党的愿望也在几个月后实现了。

　　难忘时刻：译出停战命令电文

　　1953年7月27日，伍逢亨正随大部队行军，越过平壤向三八线方向进发。他们突然接到命令：暂停行进，准备宿营。这时，随团电台通信员把刚刚收到的师部一份300多字的密码电报，送到机要组，组长要他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没有桌凳，伍逢亨就俯腰在随身携带的皮包上，盘腿翻译起来。随着一个个码字变成汉字，他也越译越兴奋，当译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这段电文时，他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原来，这是彭德怀司令发布的停火命令！

　　幸福时刻：三包水果糖都吃光

　　译完电文，把电报迅速交给机要组长后，伍逢亨再也坐不住了，他奔到团首长的住处，老远就看见团长和政委正坐在屋檐下笑呵呵地交谈，一些参谋、干事也围在旁边听热闹。转身返回驻地，他们三个译电员比过节还兴奋，大家把存的三包水果糖都吃光了，糖纸撒了一地。

　　当晚，伍逢亨兴奋得几乎没合眼。遥望天空，真的再也见不到往夜那种刺眼的防空探照灯光柱，天空的宁静显示着大家渴望已久的和平确实来了。

　　他用胡琴抓俘虏

　　亲历者：王保贤

　　现为离休干部、军休艺术团团长、管委会主任的王保贤，1950年还是个16岁的小伙子。10月随部队文工队入朝时，他是一名拉二胡的宣传队员。

　　第二次战役后的一个傍晚，王保贤和战友周连恒、李香岩去执行战勤任务。那时候文工团的战士都没有武器，“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去执勤。”他们三个的武器就是演出时用的乐器，装在用白色的旧布缝制的口袋里。当走到顺川附近山谷的时候，突然听见左前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三人立即提高了警惕，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动静。王保贤紧紧地攥着他的胡琴，心里琢磨，“如果真是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豁出去了！”他看了两个战友一眼，“拼了！”“嗯！”三个人都参加过解放战争，面对敌人，面对死亡，没什么好怕的。

　　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是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了。眼看着对方要走到了大石头前，三个人一下子跳了出来，大声喊到：“站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手里还端着上了布套的胡琴和笛子。对方有两个人，看见这三个人手里都有“武器”，一下子就被吓住了，乖乖地把武器举过头顶。王保贤定睛一看，是两名李承晚伪军，手里都举着美式卡宾枪，赶紧过去把武器缴获……当天，胡琴、笛子抓俘虏的故事就在部队传开了，三个人，仅凭两把胡琴和一支笛子，就抓了两名俘虏，还缴了两支最新式的美式卡宾枪。师党委为了表彰他们，给他们每人记了一次三等功，并颁发了一枚宝贵的军功章。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魏雯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