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钱钟书：不趋炎附势 拒赴国宴为摆脱江青拉拢

1950年，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园。

　　人的记忆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岁月风雨或许会使镜面蒙上层层绿锈，即使努力擦拭，显现出的历史影像也总是模糊飘曳的，未必就是逝去年华真实场景的再现……我记得，钱钟书先生讲过几次，不要太相信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我家里，我们总是习惯地称钱先生为“爷爷”，称杨绛先生为“奶奶”，这是我们至今不变的特定称呼。先父施咸荣青年时曾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以后，他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更是时常要向他们夫妇求教。几十年来，我们两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按照我们民族传统，古人云“师徒如父子”，就是这个特定称呼的缘由吧。就连我的两个女儿，也随之称呼他们夫妇为“太爷爷”、“太奶奶”。大约是在1972年，我家刚从干校迁回，父亲还留在干校。一天，我随母亲路过南小街二店买东西，母亲遇见杨绛奶奶，两人高兴地拉手寒暄。杨绛奶奶也才从干校回京，梳着极短的头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男式旧制服，看打扮也是“五七战士”模样。在店门口，她俩滔滔不绝用上海话聊起天来。我急着回去写功课，悄悄拽妈妈一把，催她回家。杨绛奶奶笑眯眯瞥我一眼，问道：“这是施亮吧？”妈妈忙不迭地回答，是呀，他已经上中学了。她们分手后，妈妈在回家路上兴奋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夫妇都是你爸爸的老师！又说，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他们夫妇住在干面胡同院子里，我们领了你去拜年，让你叫爷爷奶奶，他们给你压岁钱呢……妈妈这番话，唤起我的模糊记忆，我朦胧间回想起钱钟书爷爷坐在沙发上，宽阔的额头，笑吟吟的脸庞，伸手爱抚着我的脸蛋。

　　一年后，父亲也从干校返京，又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开始，领导让他主编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情况》，他趁势申请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以借阅到馆内进口的西方国家书刊。他经常提着沉甸甸的皮包回家，里面装着一本一本英文书籍。他和钱钟书爷爷杨绛奶奶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了，我经常看到钱钟书爷爷开出的书单，大都是英文书籍，有时一张纸条写得满满的。这些便条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我家里。

　　父亲从内心深处崇敬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曾经多次向我说起过，他所熟识的学者们当中，有学问的人也有一些，但是有学问又有品格的人却不多见，尤其是真正做到淡泊宁静、不求名利的学者更是很少。他从好友董衡巽伯伯等人那里听说他们夫妇的轶事，印象最深一事，河南“五七干校”的揪“五一六”运动中，有一次开会整郑土生先生，逼迫他交出所谓名单。郑土生先生坚不攀扯他人。散会后，许多人在场，杨绛奶奶径直走到郑土生先生面前说，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托付吗？可以跟我说！人们那时身处于充满了政治艰险的时代氛围里，谁都怕惹火烧身，能有如此侠肝义胆的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在太罕见了。

　　1975年初，我从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北京二中做语文教师。刚走上讲台，我心中忐忑总怕调节不好讲课时间，只好借父亲的手表戴。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不宽裕，买一块手表需要我仨月工资。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得知此事后，给我家送来一百元钱，对我母亲说：“施亮参加工作，我们表示祝贺，这就权当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吧。”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了很长时间。我听父亲说，外文所与文学所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工资菲薄，都受过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的馈赠。还有“燕京才子”吴兴华教授，1958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初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属经济状况窘迫，杨绛奶奶借口寻人抄写译作，找到吴兴华大女儿，每每付给她较多的报酬，以接济这一家人。

　　其实，那一年也是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最窘迫的时期。他们从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儿钱瑗的学校宿舍住一些时候，以后又住到办公室。我随父母去过那间“陋室”，到处是书架，墙边放着行军床，床边一张书桌，窗旁一张书桌，屋内已局促得难以立足了。母亲与杨绛奶奶用上海话唠家常，父亲与钱钟书爷爷则在靠窗的书桌边低声细语，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说的是英语。不过，看他俩的隐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秘闻。回到家里，爸爸告诉了我钱爷爷拒赴国宴之事，他们是为了摆脱江青的拉拢。我不禁对两位老人肃然起敬。曾有一文用暗讽笔法写，钱先生在清华的同学某位高官如何如何，似乎意在表明钱先生受其庇护。其实，他们夫妇不依靠任何政治势力的特点，恰是知识界衷心赞誉和钦佩的品格。钱先生与杨先生对待那些大人物，从来持守着不趋炎附势、不谄媚、不势利的处世原则。据我所知，那位原是清华同学的高官在“文革”后期走红，他们夫妇绝无巴结举动，更是直接拒绝江青的拉拢，否则也就不会家无立锥之地而东躲西藏了。“四人帮”粉碎后，这位高官失势失意，曾经与夫人数次探访钱家，钱先生与杨先生都在家中热情接待，而他们夫妇杜门谢客则是有名的。

　　记忆铜镜上，也时常会有一层历史绿锈蒙垢在上面。不擦拭掉历史绿锈的蒙垢，我们是看不到真正事实的。

　　1978年初夏，我在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师。语文组的赵庆培老师，是全校的业务尖子。他博学多识，语文教学水平在区里也是有名的，曾经多次进行过示范讲课。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们聊起来。他得知我家与钱家关系较密切，甚为兴奋。问了我许多钱先生的事情。那时候，钱先生仅在国内学术界较为知名，并不若当今海内外皆知。我好奇地问赵老师，您也知道钱钟书？赵老师回忆道，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图书馆阅读《宋诗选注》，教外语的蔡老师近前来，指着封面上钱先生名字说，你知道吗？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啊！蔡老师原在北大任教，他去图书馆借书，却发现每一册书的借书卡都有钱先生的签名，便惊诧地问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人是谁？管理员反问，你在北大教书，怎么连钱钟书都不知道啊！蔡老师顺便又讲了一些钱先生的轶事。从此，钱先生的名字铭刻在赵老师记忆中。赵庆培老师说，他自己一直寻找着钱先生的作品，可除了《宋诗选注》和《通感》一文外，很遗憾未读到其它著作。他问我家中有无钱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谈艺录》，很想一睹为快。我说，您知道吗？钱先生解放前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围城》，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的，我父亲一位好友杨仲德先生家中存有此书，我也看过。赵老师也很想借来看看，我说此书是珍本，不可能借人的。赵老师表示理解。

　　以后，赵老师到我家与我父亲会面。他们略作寒暄后，又谈起钱先生。赵老师恳切地说很想拜见钱先生，不知能否引见？父亲沉吟一会儿才说，钱先生工作紧张，平日极少见客。不过，他可以替赵老师问一问。

　　父亲后来才对我说，他深知钱先生和杨先生不喜欢应酬，也很少见客，许多名人要人甚至外国记者学者都被拒之门外。可是他那天被赵老师一片仰慕之情所感染，决定替赵老师说一说。过几日，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事情办成了！一天晚上，他与钱先生聊天，讲起赵老师颇想拜见钱先生之事。意想不到，钱先生竟爽快答应说，是个中学教师？那我倒想见一见。他对父亲说，中学教师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很有一些的。前一段时期，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很高兴地回信向那人致谢。